2018/10/25

圣保罗旗队与耶稣会碰撞（上）

结合地理特点，分布于巴拉那高原上的“大西洋沿岸森林”可以被单独称之为“巴拉那森林”。圣保罗“旗队”于巴西地缘政治所作出的贡献，便在于他们的行为客观上帮助巴西得到了这片潜力之地。必须指出的是，在原始森林中探索是一件很困难和危险的事，尤其当这片森林生长在高地之上时。由于地势起伏较大，且经常有瀑布出现，河流往往只能帮助探索者指明前行的方向，却没有航运价值。来自圣保罗的“旗队”成员，要依靠双脚逐步深入巴拉那森林。

猎奴行动在17世纪被推向了高峰，几乎每一名圣保罗的成年男性，都被卷入了这项看起来十分危险的事业中去。历史上最大的猎奴队，人数曾达到4000之巨。其背后所隐藏的巨大利益，是猎奴者们对这项事业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根据计算，捕获一名土著居民，并将之带回圣保罗的平均成本，仅相当于购买一名黑奴价格的20%。考虑到黑奴在跨大西洋运输过程中的高死亡率，这一计算应该是可信的。事实上，如果有足够土著居民的话，蔗糖经济发达的巴西东北地区，同样会考虑就地解决劳动力问题。只是从“大西洋沿岸森林”北窄南宽的走向你也可以看出，东北沿海地区的原住民数量并不大。更何况在葡萄牙人与土著居民的矛盾激化后，沿海的图皮人很快便向内陆地区大量迁徙。

葡萄牙与西班牙合并时期，是旗队猎奴行动的高峰期。根据估算，仅在双方分手前（1640年）的30年间，奴隶猎手们平均每年都能够从密林中带回上万原住民。这些被迫成为奴隶的原住民，成为了圣保罗城市发展的第一桶金，并因此而让这座内陆小镇成长为巴西最大城市。只是对于土著居民来说，这种行为却是灾难性的。除了因猎奴行为损失的人口以外，猎奴者们带来的各种旧大陆传染病，同样对原住民人口的影响巨大，以至于到17世纪末，巴西境内的土著居民数量比之16世纪初减少了三分之二。

在拥有先进装备的“旗队”面前，土著居民的抵抗总体来说是无力的。猎奴者队伍中所吸收的原住民成份，更是大大抵消了被逐猎者的地缘优势。即使不依靠这些原住民成分，土生于圣保罗地区的葡萄牙人，也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片土地。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在血液中渗入了原住民基因，更能熟练使用原住民的语言。当然，这种“土生白人”的国族认同，包括宗教信仰自然还是葡萄牙无疑。这种鲜明的地域特色，以及自力更身的发展过程，使得圣保罗人比起那些沿海地区，更加的不愿意接受来自官方的束缚。

像圣保罗人这样，虽然认同自己大的民族身份，但同时又具备鲜明地域性及文化独特族群，在民族学中被称之为“民系”。以中国人自己的例子来说，典型的如“客家人”。有时候民系也会被称之为“亚民族”，其与被认定为独立民族，往往只是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往往就是政治因素。一个族群能不能够成为一个独立民族，不仅受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识别度影响，更取决于其政治上的独立性。就这点来说，“巴拉圭人”的产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在拉普拉塔部分，我们曾经花费了不少笔墨，来解读巴拉圭人和“巴拉圭共和国”的悲惨故事。现在，圣保罗旗队在巴拉那森林中的猎奴行动，将为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展示巴拉圭人的故事。

让我们再简单回顾下，西班牙是如何在巴拉圭开始殖民工作的。公元1537年，溯河而上的西班牙人在巴拉圭河左岸建立了“亚松森”城。在拉普拉塔河流域，亚松森城也是最早建立的城市，并因此在本地区有“城市之母”之称。如果遵循常理的话，西班牙人应该是先在拉普拉达河口建立长期据点，然后再逐步向内陆地区扩张的。按照这个规律来说的话，“城市之母”的称号应该被位于拉普拉塔河口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关于这一问题，之前已经解读过了。西班牙人的确这样尝试过，无奈河口地区并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原住民为之提供补给。少量在乌拉圭草原游猎、捕鱼的原住民（如查鲁亚人），更是对这些外来者又抱着仇视态度。

作为拉普拉塔-巴拉那河的主要支流，沿着“巴拉那高原”的西麓向南流淌的巴拉圭河下游，大体可以被认定为 “大西洋沿岸森林”或者说“巴拉那森林”的地理分割线。不过每一条身处低地的大河，都会在河畔冲积出一条平原地带来，巴拉圭河也不例外，因此这条分界线其实并没有真正定位在巴拉圭河。在溯河而上的西班牙人抵达巴拉圭河下游平原时，他们接触到了部分抵达森林边缘的原住民。这些操图皮语的原住民，就是瓜拉尼人。

相比之前在拉普拉塔河口遇到的查鲁亚人，已经进入原始农业阶段的瓜拉尼人显得要温和的多。尽管在传统认识中，殖民者大多被描述为残酷的掠夺者，但大多数情况下，殖民者更愿意用贸易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尤其是那些尚处在原始公社阶段的原住民。既然一些在欧洲完全谈不上价值东西（比如玻璃珠）就能够换来大量物资，又何必用竭渔而泽的方式去掠夺他们呢？

殖民者与原住民之间的矛盾，往往来自于土地。将大量土地变身成为农场、牧场，会极大打破原有的平衡。虽然欧洲人认为，他们的生产方式能够为土地带来更多的收益，这些溢价亦足以保证原住民的经济利益不受损，但并不是所有原住民都会接受这种改变，尤其是那些不愿意被束缚在土地上，需要更广阔天地维持旧有生活方式的游牧、渔猎民族。要是像葡萄牙那样去掠夺大量劳动力来充实种植园的话，双方矛盾将变得更加的尖锐。

由于亚松森的位置实在过于偏远，在依靠瓜拉尼人的帮助完成最初的立足工作后。16世纪末的西班牙人，还是决定把经营重心转移回了南部的潘帕斯草原（1580年，布谊诺斯艾利斯港得以重建）。在这一选择中，气候影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可以选择，大多数来自温带气候区的欧洲人，并不会优先选择移民热带地区。更何况潘帕斯草原的牧业潜力，决定了西班牙人很容易通过自己熟悉的生产方式完成定居工作。

潘帕斯草原的牧业潜力，同时决定了西班牙并不需要太多人力来经营这片土地，这与在巴西大规模开拓经济种植园、农场的葡萄牙形成了鲜明对比。从技术上看，即使西班牙人想这样做，将奴隶固定在牧场上的难度也远高于圈禁在种植园中。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高乔人”。在拉普拉塔流域的草原上，原住民基因更多存在于崇尚自由的草原流浪者—“高乔人”的血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