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问我，能不能用一个大家熟悉的案例，来简单解读下“地缘”和“地理”的区别。“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出自《孟子》的概念倒很是适合。如果你认定“地缘”只是“地理”，那么研究的对象就只会是“地利”（并由此引出“地理决定论”的错误认知）。而如果你真的理解了这里所说的“地缘”概念，就会发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得到汉朝政治遗产的“天时”；孙权虎据江东，坐拥长江之险的“地利”；刘备以宗亲之名，聚汉家遗民之意的“人和”，其实都是地缘的一部分。（需要再次说明的是，虽然地理学家们试图将地理的概念扩张到人文层面，包括设立“人文地理”的分类，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提及地理仍然是单纯认定为“自然地理”）。
在大航海时代结束之后，地缘视角将为大家呈现一个即熟悉而又陌生的“三国”时代。现在，还是让我们继续把视角投向大航海时代和巴西。作为大航海时代的先行者，葡萄牙与西班牙在海外扩张的道路上有颇多相似之处，双方相同的伊比利亚背景，更让人容易忽视他们之间的区别。拉丁美洲这个包含前“西属美洲”和“葡属美洲”在内的地缘概念，便是基于二者之间的趋同性诞生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在欧洲相爱相杀的英、法两国。无论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会愿意与对方被归为一类。
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相同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是一样。西葡两国在伊比利亚半岛及欧洲的身位，决定了葡萄牙相对西班牙要更为重视对海外殖民地的掌控，包括更先将视线投向大洋深处。当你从地图上，看到葡萄牙被挤压在欧洲边缘，并且只有西班牙一个强邻时，相信就应该很理解葡萄牙人的危机感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与葡萄牙本土地缘关系紧密的海外殖民地，葡萄牙应该已经和加泰罗尼亚一样，成为西班牙的一部分。事实上，在1580年-1640年的60年间，葡萄牙的确一度被并入西班牙，与后者组成了由西班牙主导的“共主联邦”。而能够脱离西班牙再次独立，葡萄牙海外殖民地的存在功不可没。
基于根植于国家基因中的这种危机感，葡萄牙对于海外殖民地的经营程度要高于西班牙。简单点说，更注重将海外殖民地打造成“葡萄牙”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资源提供地。这种心态上的细微差别，在英、法两国身上同样有所体现。究其根源，在于西班牙和法国两国，因其在欧洲大陆及地中海的地理位置的优势，更热衷于参与大陆争霸，从主观上倾向于将海外殖民地，视为单纯的资源供给地。
在经营新大陆的问题上，西葡国态度上的差距，从一开始就有所体现。回顾哥伦布及后来那些冒险家，对墨西哥、秘鲁等地的征服我们会发现，西班牙王室的做法本质是一种外包形式。王室支持殖民扩张活动，但大多数时候并不提供资金，冒险家们需要自行为行动筹资金。当然，投资与收益本身也是成正比的。每当征服一片土地后，投资者可以自行决定对土地的分配。
虽然出于征收赋税的需要，在完成最初的征服之后，西班牙王室会逐渐将殖民地的管理纳入正轨，包括委派新的总督取代那些征服者。但对于征服初期的那种杂乱的土地归属状态，基本只能采取追认的态度。尤其在那些看起来经济价值不那么大的边缘地区（如中美洲地峡地区），王室及其代理人（总督）的影响力要更为薄弱。这种先天不足，造就了西属美洲内部各自各自为政的地缘政治传统。可以这样说，虽然地理上看，西属美洲几乎没有可能整合成一个国家，但如果西班牙当时不那么热衷于欧洲事务，而是对西属美洲的内部整合工作倾注更多的注意力，那么现在拉丁大陆的国家数量，应该最起码会少上一半。
反观葡萄牙，在海外殖民地的经营上则要用心的多。这甚至导致葡萄牙，成为了最后一个放弃旧“殖民帝国”身份的国家（其它西方国家在二战之后，对海外殖民地的独立都持开放态度）。在决定海外扩张之时，葡萄牙王室并没有简单的把殖民权，外包给那些普遍出身不高，试图到海外改变命运的冒险家。而是由王室出面组织、投资各项探险活动。从恩里克王子、迪亚士、达伽马等人的显赫贵族出身，亦可以看出这点。在西班牙决定投资哥伦布的探险活动之前，这位美洲发现者曾经尝试过与葡萄牙合作。除了认定投资东方航线会更有价值以外，哥伦布的身份及在殖民权上过高的要求，亦是葡萄牙态度冷淡的原因之一。
巴西的发现同样始于一次纯粹的官方行动。在决定殖民巴西之后，王室将巴西东南沿海地带划分为了十几个领地，分封给葡萄牙原有的统治阶层（尤其是贵族集团）。这种颇为“封建”的做法，一方面保障了巴西的经营者们，从一开始就属于葡萄牙原有的统治阶层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激发了葡萄牙本土力量，开发巴西的热情。
其实葡萄牙的这种做法并非创新，可以说无论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几乎都采取过这种列土封疆的模式。每一种模式都存在优点和不足，只能说对于自身人力不足，但又希望海外殖民地能与本土融为一体的葡萄牙来说，这种封建意味浓厚的殖民方式，比之西班牙那种更显粗放的做法，要更符合葡萄牙地缘政治需要。
然而以血源关系或者说原有统治集团为基础，所实施的“分封制”，固然在初期扩张时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分封制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在“分”。如果没有其它的外部因素所产生的凝聚力，沿巴西漫长海岸线分布的封建领地，仍然具备各自为政的基础。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展开。
附图：葡萄牙在巴西的扩张
萨尔瓦多与三角贸易
用一句话形容葡萄牙在巴西的统治，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领主们对王室所承担的义务主要有二：一是效忠于王室；二是上交20%的收入作为税赋。与荷兰人用有限公司形式经营殖民地的方式相比，这种古老的“封建”方式看起来要落后的多。只是任何方式都是有利有弊的。王室和封建思维，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上，有限公司的形式则更能积发资本的活力。站在大历史的层面看待这个问题，就会理解为什么有女王和东印度公司的“大英帝国”，能够成为最成功的殖民帝国。
荷兰人的方式，让一个没有历史的商业小国，快速成长为17世纪的全球霸主，但却没有给后来的世界留下太多地缘遗产；而葡萄牙人虽然在先发优势丧尽之后，一直处于节节后退的境地，但却顽强的守住了巴西。然而以后人在大历史范畴中总结出的“上帝视角”，去求全责备当时之人总归是不公平的。以当时之人的想法来说，只是为了寻找一片最有利可图的土地。
在整个16世纪，葡萄牙人的殖民开拓都是紧贴着“巴西海岸山脉”所对应的岸线在进行着。葡萄牙人最初能够考察“巴西”也只是这条岸线。在将之划分为十几个省份并开始经营后，岸线内部地缘差异开始显现。这条初代殖民地内部，在地理上最起码可以分为两大部分。除了被称为“马尔山脉”的南段以外，里约热内卢州以北的北段部分，又可单独被称之为“埃斯皮尼亚苏山脉”。从地理特点来说，南、北段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需要说明的是，马尔山脉的葡萄牙语原意就是“海岸山脉”，狭义的巴西海岸山脉即指向于此。
马尔山脉所对应的海岸线，会更容易受到航海者的青睐。巴西高原在这个方位陡然下降到海岸线边缘，形成了沿大西洋岸线的大峭壁景观。这种山海紧密相连的特点，有利于天然港口的营造。然而这种结构也带来了两个负面后果：一是沿海与内陆的交通分割的更加厉害；二是沿海平原的体量更为狭小。以曾经充当巴西的首都的里约热内卢为例，你会发现其与圣保罗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个海港城市。而圣保罗在地理上是所对应的巴拉那高原，与大西洋沿岸的中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