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曾引入旧大陆驯化动物之前，无论生活在北美大陆的印第安部落，还是已经进入文明阶段的玛雅、印加等中南美文明区，都因为这块短板的存在，而受到了一定影响。如果说餐桌上没有“鸡”还可以用“火鸡”来代替；“羊驼”一定程度也可以承担驼兽的职能，以及为人类提供毛纺原料和肉食，那么马作用则是无可替代的了。在旧大陆，最早被欧洲游牧者所大规模利用的“马”，成为了他们驰骋草原、掠夺边缘文明的利器。而对于那些成长于边缘农业区的文明来说，“马”同样是衡量他们军事能力的重要指标。事实上，美洲并非没有过马的存在。今天，在南美还能够找到被命名为“南美土著马”的，那些数百万年前便迁徙到美洲土地上的原始种群的后代（北美的迁入时间为地质时代的上新世，南美的迁入时间为稍晚的“更新世”）。只是在这片大陆迎来人类之后，北美那些野生状态的马便很快消失了，南美土著马也没有被印加人所遇见。
在欧亚大陆的历史中，游牧者与骑马者的形象可以说很大程度是重叠的。所谓的“游牧威胁”，说到底是来自于“马”的威胁。你很难想象，一群没有马的游牧者，还能够对那些拥有更多人口、资源的定居者，造成重大威胁。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游牧者通常会与马上民族重叠（虽然在马被驯化之前，已经有游牧经济存在），但并不是所有的马上民族都应该被认定为“游牧民族”。
受影视作品中，美国印第安人纵马驰骋与白人战斗的场景影响，北美原住民部落通常被描述为“游牧者”。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经过刚才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了，在“前哥伦布时代”，马并不存在于美洲人的生活中。由于北美腹地被欧洲殖民者侵入的时间较晚，北美原住民开始骑乘马的时间，很可能要迟至17世纪。不过事实证明，人类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一如2000多年前，中国北方的赵武灵王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胡服骑射”改革一样，从西班牙人那里得到马匹的印第安人，很快成为了北美大地上最为骁勇的骑马战士。
既然在与白人殖民者产生密切接触之后，印第安人很快便成为了熟练的骑马者，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定，最起码出现在美国建国史中的那些土著部落就是游牧者呢？当然不是，因为认定游牧属性的标准，并不在于他们会不会骑马，而在于是否采取的游牧的生产方式。以这点来说，无论是在前哥伦布时代，还是在与白人战斗的那些岁月里，北美原住民部落整体上都没有变成过游牧者。
在旧大陆充当被放牧对象的牲畜大体有三类：如果水资源相对丰富，游牧者可以牧牛；如果水草资源不够理想，则可以放牧要求更低一点的山羊、绵羊；实在是异常的干旱的荒漠地带，还有骆驼可以放牧。然而就象我们刚才所罗列的那样，除了能够用来捕猎看家的狗，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活里完全没有这些物种。因此除了少许学会种植玉米的部族，绝大部分的北美原住民部落都处在最初级的渔猎采集阶段。
前半身长满浓密粗毛的“北美野牛”，是北美原住民的主要狩猎对象。与最初的人类一样，这些野牛也是通过白令海峡上的陆桥抵达美洲的。这些野牛根据栖息的环境不同，被分为“北美森林野牛”与“北美草原野牛”两种。后者分布于半干旱的“美国大草原”及其西侧的干旱高原上；前者则遍布于那些间有草地的温润森林地带。19世纪之前，北美野牛是北美大陆上最为优势的动物物种。其栖息地遍布今天的美国、加拿大西部，以及墨西哥东北部。及至欧洲殖民者开始关注其数量的19世纪初，北美野牛的数量仍然有7000万头之巨。甚至可以这样说，在中美洲文明以北，野牛比之人类部落，更象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
一些网络文章认为，美国在西进运动中屠杀了上千万的印第安人（最夸张的说法为4000万），并使之数量锐减至二十万。实际考虑到渔猎生产方式的初级性，北美大陆并没有生存有那么多原住民，其数量约在100-300万之间。以北美野牛与原住民之间的数量比来看，依靠狩猎而维持生存的经济是可持续的。也正因为有数量充足的野牛可以猎杀，绝大部分北美印第安人在很快学习到骑马技术之后，并没有进一步从殖民者那里，学习畜牧牲畜的手段。
随着美国西进运动的推进，大量的北美野牛在19世纪被屠杀。及至20世纪初，由于东部自然条件较好的森林地带，被全面开发为耕地，体型较大的“北美森林野牛”在美国完全消失（目前只在加拿大西部的森林地带有少量存在）；只有在因为半干旱环境，而残存有天然草场的“美国大草原”，才残留有数十头 “北美草原野牛”。今天，经常长达一个世纪的保护，北美野牛的种群数量勉强恢复到了1万头（不包括人工饲养的野牛）。其强悍的外表及其强烈的北美地缘属性，使得奥巴马政府在2016年签署法令，将之正式定为美国“国兽”。
稀缺性，看起来是野牛成为美国“国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一些人研究者认为，北美野牛的灭绝是一场针对印第安人的阴谋。这一阴谋论的逻辑线是，既然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源自于野牛，那么野牛的数量锐减，也必然导致印第安人数量的同比例削减。然而北美野牛数量的锐减，固然改变了很多印第安人的生存方式，但却并对北美原住民的数量造成致命影响。及至野牛几近消失的20世纪初，美国印第安人的数量仍然保持在百万以上。这是因为，随着殖民者和新技术的输入，北美的土地潜力被大大激发。换而言之，即使失去了野牛，印第安人也有很多途径（比如交换）获取新的食物来源。
针对北美野牛的大规模猎杀，更多是因为经济驱动。在殖民时代，毛皮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贸易项目。北美野牛的浓密毛皮，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商品，不仅可以用之来御寒，还可以用来制作各种耐用的皮革制品。在这场延绵百年的猎杀活动中，印第安人并非完全无辜。为了从白人手中换取商品，印第安人开始猎杀超过食用数量的野牛。从欧洲人那里学习到的马和火枪技术，则大大提升的捕猎效率。这种打破原始生态平衡的做法，反过来又迫使印第安人进一步淡化自己的原始属性，并向那些白人学习新的生存方式。
对于殖民者来说，他们并不在乎北美野牛资源是否会消失。因为他们拥有从旧大陆来驯养牛来填补这一空间。既然一片土地适合野牛生存，自然也能够为它们的欧洲远亲提供足够的牧草。当一片土地的北美野牛种群消失之后，这些土地如果不被耕种的话，通常就会被畜养的牛群所覆盖。由此也造就了一个享誉世界的美国标签—西部牛仔。在经济层面上，种植作物、蓄养牲畜，要比捕猎野生动物更为有利可图，也更有可持续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那些希望成为农场主的白人，有没有为了土地的利用而屠杀野牛，最起码也是乐见野牛从被他们圈定的土地上消失的。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在中美注文明之北，的确有一片被误读为“美国大平原”的“美国大草原”存在，但由于没有马和其它可供畜牧的牲畜，并没有所谓“北美游牧民族”存在。当然，在欧亚大陆，那些原始属性为渔猎的族群，同样有机会对定居者的文明造成冲击（比如清朝的建立者），不过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建立在马背上的。假设一下历史的话，如此早在被欧洲人发现之前，北美印第安人便通过某种途径，得到了被驯化的马以及学习到相应的骑乘技术，他们的确有机会周期性的，对中美洲文明造成冲击。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这种冲突并非是坏事，而是可以加速文明向北美扩散。只是鉴于美洲整体的封闭性，即使北美大陆因为马的存在，在前哥伦布时代形成了自己的文明，也没有可能超越旧大陆的技术进步。一定要说地缘政治层面的影响，那就是有可能让西班牙人，更早的引发对北美大陆的兴趣，并象掠夺印加、阿兹特克文明那样，毁灭北美文明。另一个可能的影响，则是如果北美大陆拥有了成熟的文明，原住民的数量将会呈现指数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到底是成为一个移民国家，还是象南美很多国家那样的混血国家，都还是一个未知数了。
假定历史，只是为大家拓展一个思路。在蝴蝶效应的作用下，我们并不能肯定的告诉自己，人类科技树上某一个要素的变化，会否产生我们希望或者推导出的结果。不过地缘研究，应该能够让我们的思路，更加接近历史和未来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