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8
【关键词：海上马车夫，徐家汇，澎湖列岛】
在大航海时代，荷兰的存在有如威尼斯的升级版。尽管中国人在汗牛充栋的典籍中，找到的“共和”二字来翻译republic一词，并似乎能够将中央之国的“共和”史上溯到西周，但本质上说，其与泊来的“共和”内涵，实有很大区别。就威尼斯与荷兰，两个不同时代 “共和国”代表的情况来说，商业属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贸易活动中所追求的契约精神以及平等关系，奠定了政治共和的基础。并反过来，促使政治更加清晰的服务于商业利益。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荷兰人与威尼斯人得以不受意识形态（宗教）之争的束缚，借助更纯粹的商业手段称霸一时。
在取代葡萄牙，成为日本闭关后唯一指定的“南蛮贸易”合作国之前，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便已前往平户展开贸易了。可以说，在这个属于荷兰人的世纪（17世纪），任何葡萄牙人的利益所在，都是荷兰人的蚕食对象。就东亚的情况来说，双方的争夺并不仅仅限于日本，葡萄牙人千辛万苦得来的澳门，更是荷兰人的觊觎对象。甚至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成立的前一年（公元1601年），两国就已在澳门海域交过火。此后的20余年间，荷兰人又展开了四次军事行动。
荷兰人未能在中国沿海获得一个立足点，包括在澳门的失败，主要是因为葡萄牙治下的澳门，已经与明朝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敏感的传播天主教问题上，葡萄牙和教廷的使者们完全没有了在日本的强势，更多是以不触怒中央帝国敏感神经的心态谨慎推进。那些源自欧洲的科学技术，成为了天主教徒们敲开紫禁城大门的秘密武器。在这个过程当中，最为知名的人物当属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马窦，以及明朝官员徐光启了。前者因其科学素养，得以进入中国宫廷发挥影响力，而他的合作者徐光启，则受其影响成为了一名天主教徒，并被后世定义为一名科学家。
今天，魔都上海最著名的商业中心之一“徐家汇”，其名称便是源自徐光启。身处上海之西徐家汇，之所以上海开埠后被优先开发，正是基于定居于此的徐氏家族，在此传承200余年的天主教信仰。使之成为天主教在上海的传播中心，以及法租界扩张的方向（法国为天主教国家）。也可以说，徐光启肯定没有想到，自己当年的一个决定，对后来上海的城市格局造成了重大影响。当然，一如在日本的情况一样，葡萄牙人和罗马教廷的努力虽然有所收获，但总得来说只是为两国的文化增加了一丝丝多样性罢了。
本质上，保守的中国和日本，都只需要保留一个对外窗口。这一心理不仅使得日本选择了荷兰，亦让荷兰东印度公司，没有办法让明朝政府也租借给它一个 “澳门”。只是基于世界对中国商品的渴望，放弃中国市场对荷兰人来说，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退而求其次的想法，是在远离中国东南海岸线的外海上，寻找一个岛屿作为跳板。说到这里，大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台湾了。不过这个最初被选定的跳板，并不是大家熟知的，曾被荷兰占领的台湾岛，而是台湾与福建之间的“澎湖列岛”。
作为台湾海峡当中的唯一一离岸岛屿，澎湖列岛位于台湾海峡中线以东，距离台湾岛的直线距离为45公里；距离相对应的福建厦门，亦不过140余公里。包括64个大小不一的岛屿，其最大岛屿为面积64.24平方公里的澎湖岛。虽然以“大陆思维”来看，面积达36192平方公里的台湾岛，似乎才是最应该抢滩的桥头堡，但就控制贸易线这点来说，澎湖列岛却更居性价比。
对于贸易者来说，一片没有被开发的陆地吸引力并不大，更有可能遭遇原住民势力的威胁。反之，类似澎湖列岛这样体量不大，且岸线蜿蜒、拥有天然避风港的岛屿，会更有利于控制及作为贸易据点。更重要的是，对于前往中国北方、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的商船来说，台湾海峡同样是必经之路，控制了这个点，荷兰人就可以有机会从葡萄牙人的东亚贸易中分一杯羹，甚至全面压倒对手了。
当然，如果有得选得的话，荷兰人肯定更青睐于厦门岛或者与之相邻的金门岛的。只不过，这样的位置显然没有办法躲过北京的视线。3个半世纪后，金门之所以成为了台湾割据政权的一部分，仅仅是因为大陆需要它作为一个纽带，让台湾主动抹平海峡海峡的间隔。这个极具地缘意味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再把眼光放远些的话，未来在海峡两岸解决政治分歧、台海隧道被提上议事日程后，连通厦门-金门-澎湖-台湾南部的线路，将会是备选方案之一。
回到澎湖的话题上来。与台湾岛不同的是，澎湖列岛并没有被我们统称为“高山族”的原住民存在。宋元时期，源自福建泉州地区的移民开始迁居于澎湖。在元朝政府准备经略海洋，甚至攻取日本的大背景下，澎湖以“澎湖寨巡检司”之名，进入了中央之国的统治序列。尽管这在当时并非是一个行政常设机构，而更像一个军事管制区的设置。
然而无论中央之国的统治者是元是明，在维持海洋存在这一点上，始终缺乏足够的动机，很容易因为管理成本的原因而放弃。明朝开国封禁海疆之时，鉴于岛上之民难以管理，曾经一度放弃对澎湖的统治，将岛上之民尽数内迁于福建。问题是，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既然中央之国无法通过海禁政策，真正阻止海上走私现象的存在，自然也没有办法让澎湖列岛，重新为那些来自福建的“天朝弃民”所利用了。
当汪直所代表的“假倭”，将中国东南沿海作为经略方向后，扼守台湾海峡的澎湖列岛，成为了倭寇南下的必经之地及补给地。在明朝政府方面看来，澎湖俨然已经成为倭寇为患帝国的重要跳板。在汪直被诱杀，倭患趋于平复之后，明朝政府再次取得了澎湖的控制权。这一次，明朝方面意识到，内迁之策治标不治本。若想让台湾海峡安宁，必须对澎湖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于是，“澎湖寨巡检司”这个行政标签，复又出现在这组岛屿之上，并加强了行政管理（1563年）。
类似的权衡与反复，同样出现在中央之国对台湾岛的态度上。公元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之后，使有意见认为应该“迁其人，宜其地”。很显然，作出这种建议的朝臣，并没有汲取澎湖的教训。所幸这种缺乏战略性的意见，并没有被帝国中央所采纳。施琅的“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的说法，打动了当时的康熙大帝。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台湾岛经过上百年的开发，已经足以自给，并不会增加中央财政的负担。
公元1604年，攻取澳门不利的荷兰舰队，转而将目标指向澎湖，试图在这个远离大陆岸线的岛屿，以贸易之利及对相关官员的贿赂，复制葡萄牙人谋取澳门过程。如果时间再倒退几十年，在明朝政府未对澎湖进行有效管理的情况下，荷兰人的想法并非没有可能成功。只不过，在澎湖已明确归入中央之国行政体系的情况下，负有军事守卫职责的明朝官员，并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而荷兰人在明确被拒绝之后，亦没有敢贸然采取军事行动。
从大历史的角度说，即使荷兰人这次能够在澎湖立足，对后来的历史也没有大的影响。因为在中央之国的周期律里面，原本没有任何影响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很快就要成为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了。只不过，从荷兰人的角度来说，在这场改变中央之国地缘格局的变化中，自己似乎成为了牺牲品。抛开领土双方的既定立场，事件的复杂程度，的确远非只用侵略与反侵略的思维定式来概括那么简单。当我们把台湾岛及其在17世纪的命运，放置在“大航海时代”这个大背景中来审视，一切就会清晰的多，而这也将是下一节的解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