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屯门海战中，葡萄牙人灵活快速的“桨帆船”给广东军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地中海，桨帆船被称之为“加莱船”。除了使用帆以外，细长的船体两侧还如蜈蚣足般排列有船桨，使之能够快速和灵活的航行。在古希腊、罗马，乃至威尼斯称霸地中海的过程中，桨帆船一直都是海战的主角。虽然中国人也很早就使用帆、桨，甚至还创造性的发明了可以控制方向、提供动力的“橹”，但鉴于没有地中海那样的战争环境，中国船在近战性能上并没有地中海式的桨帆船那么优越。
附：加莱船
很快，葡萄牙桨帆船那状如蜈蚣的排桨技术，便被运用到了明朝守军的船只之上。以此为特点，结合中国硬帆技术营造的新船式，被称之为“蜈蚣船”。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一船型特点也被东南沿海的走私商人所借鉴，以利用其灵活快速的特点，躲避官军的追捕（又称“快蟹船”）。然而更利于远洋的卡瑞克帆船，包括后来升级版“盖伦船”，却并没有为明朝所仿制。
这一定程度，是因为中国帆船本身在远洋性能上也还不错。由于资源有限，从斯瓦希里海岸到中国的南海，葡萄牙人所能够调用的卡瑞克帆船数量不超过30艘。同时马六甲苏丹国的残余力量，仍在试图夺回马六甲，因此葡萄牙人实际并没有余力，向中国派出它的主力战舰。在这种情况下，远洋中国的葡萄牙舰队实际是以以更容易建造的桨帆船及从中国商人手中购买的中国式帆船所组成。不过即使是后来有机会观察到更先进的远洋船只，中国方面也没有进行过仿制，究其原因，盖因为中国方面的目的只在近海防御，并没有远洋的打算。
附：蜈蚣船
仅仅有了“快船”，还不足以提升明朝水师的战斗力。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用舰首切割对方的排桨，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战斗模式，但历史推进到16世纪，决定战争结果的，已经变成了分列于船弦两侧的火炮了。葡萄牙人的火炮技术，同样给明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让很多人无法接受的事实是，作为火药的发明国，中央之国此时在火药武器的设计制作上，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了。
葡萄牙人所使用的火炮被当时的中国人称之为“佛郎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佛郎机”一词同时也是明朝对葡萄牙人的称呼。追根溯源的话，这个标签来自于“法兰克”（Frank）。公元8世纪，随着阿拉伯帝国扩张至伊比利亚半岛，以阿拉伯人、柏柏尔人为主的穆斯林政权，一直延续到15世纪末，随着“收复失地运动”的结束才算完全退出西班牙。由于北非的摩洛哥是这些穆斯林跨越直布罗陀海峡的跳板，因此欧洲人遂将之统称为“摩尔人”（摩洛哥人的意思）。同时由于西班牙的沦陷，西欧的法兰克成为了这场基督教圣战的前线政权与民族。于是相应的，欧洲人在阿拉伯世界，也一度被笼统的打上了“法兰克”的标签。
经由阿拉伯商人的传播，“法兰克”之称也被中国人所知晓，并在汉语转译中变成了“佛郎机”。鉴于 “机”字本身就有机械之意，所以本应被称为“佛郎机炮”的火炮，很多时候便直接简化成了“佛郎机”。需要注意的另一点是，佛郎机一词原本代指的并不只是葡萄牙，只不过葡萄牙人是中国人在大航海时代最先接触到的欧洲人，所以后来与之各方面相近的西班牙人甚至初期的荷兰人，常常也被这个标签所覆盖（为示区别，行文中会以“佛郎机炮”一词来代指对应的火炮）。
就早期火炮乃至火枪的发展史来说，前装都是一个必经阶段。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最初的火炮制造，炮筒都呈现为底部封闭、凿有点燃引信的小孔的筒状。在实战中，必须先从炮口处装填火药，再装置入炮/子丨弹丨。这种前装方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必须等到炮筒冷却后才能再行装弹，从而导致射速非常的慢。比如公元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之战中，土耳其人为破墙而专门制造的几门重炮，虽然能够将700公斤重的石弹，发射到1500米远之外，但每天仅能发射数发炮弹（且移动不便）。
所谓“佛郎机炮”最大的创新则是后装。具体的做法，是将炮身分解为大、小两个部分。由于中国人当时将枪炮统称为“铳”，因此这两个部分又被称之为“母铳”、子铳”。简单点说，母铳就是炮管，子铳则用来预装将火药与炮弹（可以是单个实心弹，也可以是铁沙、弹丸），在发射时将子铳镶入母铳后面预设的凹槽，铳口相接形成一个整体。在第一大铳可配备3-4支小铳的情况下，这种预装弹药的方式，使得火炮的射速大为提高。因为这种装配方式，明朝仿制的佛郎机炮，也被称之为“子母炮”
附：佛郎机炮
当然，这种流行于大航海时代初期的后装火炮，同样亦有它的不足之处。一则受限于这种现场装配方式，佛郎机炮的本身的重量不能太大；二是子铳与母铳之间做不到严丝合缝，致命火药所产能的动能浪费很大。这两点都很限制了种早期后装炮的威力和射程，以至从15世纪中叶起一直到19世纪后期，在口径和射程上可以做到更大的前装炮，重又成为了世界战场的主角。
屯门海战结束后的第二年（1522年），不甘失败的葡萄牙人再次组织了由5条军舰、300余人所组成的舰队进入珠江口，准备以武力索回前次被俘的葡萄牙人。早有准备的明朝水师这次并没有等到对手进入珠江口，而是在珠江口西，今广东台山市境内的“甫草湾”（史书记名为“西草湾”）一带以优势兵力截击。仓促应战的葡萄牙舰队没有能够预料到的是，中国军队此时已经仿制出了部分佛郎机炮并投入战斗。
西草湾海战最终以葡萄牙舰队的再次惨败而告终。2艘葡萄牙船只、20余门佛郎机炮，以及42名葡萄牙人被明军俘获（另有35人战死）。这些缴获的佛郎机被迅速送往了北京。相比于在海上贸易问题上的犹豫，帝国中央对于火器的态度倒是非常的积极。这源自于明朝本身重视火器使用的传统。一身戎马的永乐大帝深知，骑、射为游牧力量的来源。在无法战略性补上“马”这块短板的情况下，发展远程武器是抵御骑兵冲击的重要手段。在火器成熟及大量装备之前，承担这一重任的主要是“弩”。
公元1410年，明朝军队在南征越南（安南）的过程中，提升了自己的火器技术，永乐大帝随之组织了以火器为主的“神机器”。作为明军的主力之一，神机营甚至被列入禁军三大营之列（另两营为“五军营”、“三千营”）。对火器的一贯重视，使得佛郎机的仿制品很快成为了提升明军战力的特种武器，并在陆防、海防两线发挥重要作用。在16世纪的万历援朝之战中，这些西式火器亦对侵朝日军造成了重大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