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古里国（卡利卡特），马拉巴海岸，伊斯兰银行，达伽马】
经过这段时间对印度地缘结构的解读，达伽马和他的船队终于又可以向印度出发了。与印度当地政权达成贸易协议，是葡萄牙人此次远航，甚至说整个海外探险行为的终极目标。由于寻找到了阿拉伯向导，达伽马已经对当下印度的地缘政治格局有所了解了。基于印度西海岸呈现出的伊斯兰教、印度教政权南北分治的局面，葡萄牙人此行似乎只要顺着季风抵达“维贾亚纳加尔王国”控制马拉巴海岸，也就是今天的喀拉拉邦一带，就能够达成贸易协定。
公元1498年5月20日，从马林迪出发的达伽马船队，在西南季风的帮助下，仅仅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将近2300海里的航程，抵达了马拉巴海岸最重要的贸易城邦——卡利卡特（今喀拉拉邦科泽科德）。在中国的记载中，卡利卡特还有一个知名度更高的标签：古里国（古里佛）。这个印度港口不仅是很多阿拉伯航海家抵达印度的首站，也是15世纪初郑和船队，继续向非洲/阿拉伯海岸航行的起点。这位伟大的中国航海家，甚至在第七次航海之时病故于古里，结束了他乃至整个华夏文明的古代航海史。
郑和并不是第一个抵达古里的中国人。在他之前，生活在元朝时期的中国人汪大渊已经随船队完成了他的个人印度洋之旅（著有《岛夷志略》）。这位中国航海家的知名度远不如郑和大的原因，在于主导元朝海上贸易并打通航路的，是那些服务于蒙古人的色目商人。汪大渊作为随行人员的探索之旅，很难有地缘层面的意义。虽然郑和及明朝能够爆发如此强的远洋航海能力，无疑是建立元朝海上贸易兴旺的基础上，同时郑和的船队中，也有许多穆斯林水手为之服务，但作为明朝政府的官方组织背景，决定了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属于华夏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沿着郑和甚至汪大渊的航海之旅，解读从中国到非洲东海岸航线的地缘结构，应该更能激发中国人的自豪感。比如就有研究者认为，汪大渊曾经到过澳洲，发现澳洲的功劳应该记在中国人头上。然而问题在于，汪大渊即使到过澳洲，于后来的世界地缘格局也没有任何影响（更何况他只是随行人员）；郑和的突破虽然有意义，但于华夏文明来说只是一个意外。明朝的航海史，也在郑和身故之后宣告终结，甚至为了避免后人仿效（认为是劳民伤财，与国家无益），而销毁了航海资料。换句话说，并没有能够改变华夏文明的属性。
相比之下，从欧洲那些开拓性航海家的探索之旅关手，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的了解，今天的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回到马拉巴海岸上来。马拉巴海岸是位于西高止山脉与印度洋之间，那条狭长沿海平原带的南段。这条为德干高原围边的山脉，在位于今印度果阿邦南部的中点，与印度洋的距离最近，天然将整条沿海平原分割成了镜像效果般的两部分。其中北段大部属于马哈拉斯特拉邦（南端为果阿邦）；南段则是我们所说的“马拉巴海岸”，今大部属喀拉拉邦（北部属卡纳塔克邦）。
马拉巴海岸的主体民族，是泰米尔人的近亲“马拉巴人”（马拉雅拉姆语）。这一地区最早的政治代表，是与朱罗、潘地亚争夺古泰米尔地区霸权的“哲罗”国。马拉巴人开始显现出独立的民族属性，是在公元9世纪中叶。一方面朱罗帝国开始崛起，并长期称霸南印度，打破了哲罗国旧有的统治结构；另一方面阿拉伯帝国兴起后，穆斯林商人将贸易线覆盖至，包括东非海岸在内的（建立了一系列斯瓦希里城邦）整个北印度洋。基于地理位置和结构，背山面海的马拉巴海岸，成为了穆斯林商人登陆印度的首选之地。这些穆斯林商人的到来，为马拉巴人和他们的语言，注入了新的元素。
背山靠海的狭长海岸，一般是很难一家独大，而是容易产生一系列贸易城邦的。这些贸易城邦彼此之间的竞争以及开放性，更能够促进贸易的繁荣。就马拉巴海岸来说，卡利卡特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南部距其150公里处的“柯钦”。在明朝的记载中，在柯钦立国的城邦被译作“柯枝”。
哲罗国的统治解体之后，以古里国、柯枝国为代表的，以贸易立国的城邦开始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并接受朱罗帝国的统治。海外贸易的日渐昌盛，也使得立足于马拉巴海岸的“国家”，不再纠结于参与南印度霸权的争夺。在维贾亚纳加尔王国称霸南印度后，这些城邦也转而臣属于这个新的印度教大国。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维贾亚纳加尔王国（毗奢耶那伽罗）在意识形态上，跟北方的苏丹国们是死敌，但在具体的宗教政策上却十分的宽松。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这些外来宗教，佛教、耆那教等本圭宗教，都能够有生存空间。事实上北方那些苏丹国，一般也不会强迫治下之民改变信仰。这本质上与印度复杂的地缘结构有关，宽容的宗教政策有助于新统治秩序的快速建立。
对于以贸易立国的马拉巴海岸来说，宽容性显得更为明显也更重要。在整个阿拉伯海周边地区，都为穆斯林所据的情况下，土地狭小的马拉巴海岸，在经济上比之南印度其它地区，更依赖于与穆斯林商人的合作。好在对南印度产生地缘政治威胁的，是从北方而来的突厥人（包括部分普什图人），而海上贸易的对象则主要为阿拉伯人（包括部分波斯人）。二者之间，最起码在政治上不是利益共同体。就像不能简单认为，同为天主教徒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就利益一致一样。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又必须适应地缘环境。由此在马拉巴海岸也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景象，那就是古里、柯枝等城邦，最上层及最底层的民众地缘属性为信仰印度教（也包括佛教等本土宗教）的达罗毗荼人；经济及政府机构的运作，却由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所掌控。这种妥协甚至影响到了当地的饮食结构，无论是穆斯林所忌食的猪肉，还是印度教徒所尊奉的“神牛”，都不会出现在当地上层社会的菜谱之中（羊就没那么幸运了）。
事实上，在朱罗帝国崩溃之前，穆斯林商人对整个北印度洋贸易并没有达到垄断的程度。最起码在南印度和孟加拉湾地区，同样以贸易立国的朱罗曾经做得风生水起。问题在于，伊斯兰教的建立，本来就带有很强烈的商业基因。贸易发展必定会引发金融方面的需求，金融信用体系的完善，反过来又会促进贸易。无论是贸易还是金融，拥有一套彼此都认可的，甚至封闭的意识形态，将有助于将降低信用成本。穆斯林的共同信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比如温州）基于地域、宗族而形成的价值认知，都是他们成为全球化生意人的基础。
举例来说，中国东南沿海很多拥有共同地缘背景的商团内部，商人们之间大笔资金的拆借，往往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解决。利息的计算、信用的背书，都有一套不成文的规则。一旦有人敢于失信，他所面临的就是被整个商业体系所抛弃。伊斯兰教徒，依靠的则是能够全面指导生产生活的古兰经。比如说在穆斯林内部，彼此间的信贷关系，受古兰经的约束是不能收取利息的。为此，金融投资会以参股、手续费等形式，获取利润。由此而产生的金融机构被称之为“伊斯兰银行”。很显然，如果没有穆斯林的背景，是不可能融入这套金融体系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如果印度此时只是简单的两分法，那么马拉巴海岸的统治者，应该会很欢迎有新势力加入，帮助他们打破穆斯林对海上贸易的垄断的。而现在的情况是，整个印度西海岸的贸易权，实际都掌握在阿拉伯人手中。唯一能让葡萄牙人感到安慰的是，马拉巴海岸的政治属性不能算穆斯林政权，那些受各阿拉伯商业集团影响的城邦，彼此间的竞争关系也很激烈。这一切，都为葡萄牙人达成贸易协定留下了斡旋空间。
不出意外的是，葡萄牙人与卡利卡特统治者的谈判工作，遭遇到了强大阻力。毕竟卡利卡特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增加或更换个贸易对象的问题，而是很可能需要改变自己的统治模式。左右卡利卡特政治的阿拉伯商业集团，并不认为葡萄牙人的到来会让他们受益。四个多月后，没有达成贸易协议的达伽马，被迫带着他的船队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