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沙门思潮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婆罗门教和种姓制度失去了市场，更多是为印度人提供了多种选择。也可以说，正是在沙门思潮的倒逼之下，由祭司阶层垄断人神沟通权的“婆罗门教”信仰，才进化为人人可以通过偶像崇拜、修炼身心（比如瑜伽）的方式，达到梵我合一境界的印度教信仰。不过在后来的历史中，佛教等沙门学说在印度本土还是走向没落，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地缘因素，那就是无论这些流派如何倡导众生平等，但都无法解决印度各民族在体质特征上的差异。

一方面高种姓者出于保护自己种族特征或者地位的需要，总会更倾向于让种族隔离制度现实存在。南亚很多伊斯兰化的地区，内部依然有种姓文化残留就是一例；另一方面印度教中以族群、职业等为标签的阶级固化做法在现在看来，固然是一种落后的做法，但对于印度这样一个民族繁杂（并且还不停有新民族加入）的板块来说，却是稳定社会结构的一剂良方。最起码，由印度教-种姓固化的社会，不需要在每一次被征服后陷入内部混乱的状态。或者说那些外来民族的征服，不至于触发印度社会的内部矛盾，从而引发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当然，这其中又牵扯到一个技术问题，那就是如何为那些强势入侵民族，在种姓框架内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

在孔雀王朝收复印度河平原之后，为遗留在此的波斯人、希腊人等民族集团，解决种姓问题成为了婆罗门教改革者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于沙门思潮来说则不是问题）。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婆罗门教同样无法进化为能够通行全印度的“印度教”。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在不改变四大种姓基础的情况下，以部族、职业等为标准，设定归类于三大种姓（不包括婆罗门）的“亚种姓”。以征服者身份进入印度的民族集团，通常被归类于刹帝利阶层。这样的设计，完美的解决了入侵者的身份问题，并且不至于动摇以婆罗门阶层为代表的印度教基础。

从继承和发扬的角度来看，印度教与婆罗门教的继承关系，还可以比照儒家思想与周代礼制之间的继承关系。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最初所追求是“克己复礼”。行为修养以达到周礼的要求为准（《周礼》为为儒家经典之一）。今天我们追溯华夏文明的体系源头，亦可追溯到周礼成文之时。然而周代初期的礼乐制度本质是服务于贵族阶层，在彰显等级制度存在的同时，也意味着只有贵族阶层才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力。而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流传两千年，在于其将守“礼”法的要求及受教育权，推广到了全体民众中。这与印度教打破婆罗门教对于祭祀权的垄断，使之真正成为全民信仰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至于身份问题，“家天下”思维的华夏文明的通行做法，则上通过姓氏文化，为融入华夏者找一个源自上古某“名人”的血统出身（这其中司马迁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阿育王死后（公元前232年），曾经盛极一时的孔雀王朝走向了分裂，达罗毗荼人覆盖的南印度以及民族混杂的旁遮普地区，相继回复到了独立状态。势力范围回缩至恒河流域的孔雀王朝，也于半个世纪后为新的王朝所取代。接下来，从中亚而来的塞种人、大月氏人（贵霜帝国）、嚈哒人（白匈奴），相继入侵印度河平原。这使得印度雅利安人的势力，一直到公元4世纪中期，仍然如列国时代般局限于恒河流域。

重新复制孔雀王朝统一印度之路的新王朝，出现在公元4世纪初。这个同样崛起于恒河中下游地区的王朝，叫作“笈多王朝”。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的“超日王”时期（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北魏统一北方时期），笈多王朝基本恢复了孔雀王朝的领土范围，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二个能够跻身“帝国”行列的王朝。与孔雀王朝一样，笈多王朝也是一个宗教政策宽容的王朝。一方面，婆罗门教向印度教的转型，在笈多帝国时期趋于完成。以梵天、毗湿奴、湿婆等三大主神崇拜为基础的“新教”信仰开始广泛流行，并成为笈多诸王的信仰；另一方面，由于包括印度河流域在内的南亚边缘板块，多信仰佛教等不那么突出种族属性的的宗教，为了帝国内部融合的需要，佛教等非印度教宗教，并被允许自由发展。来自中国的东晋名僧法显，就曾经在自己的传记（《法显传》）中，记录下了笈多帝国鼎盛时期佛教兴盛的盛况。

现在看起来，整个印度似乎也进入了一个类似中国王朝更迭的轮回模式。改革后的获得重生的印度教，重新成为了印度的主流信仰。虽然笈多王朝肯定有一天会走向衰亡，但在分裂一段日久之后，一定还会有新的印度教王朝崛起，重新建立基本统一南亚次大陆的新帝国。那些不断涌入印度河平原的入侵者，大多也逃不过被印度教融合的命运。然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印度教的对手，只是那些源自本土，与印度教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沙门思潮宗教的基础上。宗教进化的终极形态：一神教，还没有对多神信仰的印度产生过威胁。一旦入侵者携带着更具攻击性和重塑性的“一神”信仰进入这片热带之地，情况又会变得怎样呢？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