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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19

[保加尔人(下)]

保加利亚的所面临的抉择,就是应该信什么教。中世纪的西方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在西方古典时期相争的几大板块,都已经先后抛弃了多神信仰。其中欧洲成为基督教的天下,亚洲则青出于蓝的创立了“一神教3.0版”的伊斯兰教,并从欧洲人手中夺取了北非的控制权(甚至渗透至伊比利亚半岛)。

在公元9世纪以前,基督教世界暂时并没有以宗教为武器,向外扩张的想法。君士坦丁堡方面在这方面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对罗马教廷的控制上(以力保在日耳曼世界的影响力);内斗不休的日耳曼世界,也有先知先觉者意识到了,可以通过与罗马教廷的结盟,合法继承“西罗马帝国”的衣钵,进而统一日耳曼世界。这个先知先觉者相信大家都知道是法兰克人了。

公元800年,查理曼被罗马教廷加冕为罗马皇帝。并与拜占庭帝国达成和解,把统治范围限定在了西罗马的土地上。罗马教廷也因为有了法兰克人作为新保护者,进而脱离了君士坦丁堡的控制。尽管双方在公元12世纪中叶才算正式分裂,但事实上,从查理曼帝国建立那天起,拜占庭帝国就已经清楚,再无可能恢复在西罗马故土上的影响力了。因此我们也可以在现在,就使用天主教、东正教的标签,来区分彼此。

从本质上说,教派的分裂是缘于地缘上的割裂。反过来,分裂的格局也会让双方刻意强化彼此的不同。至于东正教和天主教发展到后来,到底有多少细节差异,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对于被洗脑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能够意识到的,估计只有一点,那就是东正教是用希腊语在传播教义,而天主教的传教士,用的则是古拉丁语。

当整个欧洲被分裂为泾渭分明的两大世界:法兰克——天主教;拜占庭——东正教世界时,位于欧洲中东部的斯拉夫世界,就成为了双方都力图开拓的“蓝海”了。在这个问题上,拜占庭帝国稍稍占了点先机。基于远交近攻的原则,斯拉夫人建立的第一个强大国家——大摩拉维亚国,主动选择了东正教。问题是,东线压力山大的拜占庭帝国,甚至在控制巴尔干半岛北部都力不从心,更别说为远在中欧的西斯拉夫人提供支撑了。很快,包括摩拉维亚、波希米亚、波兰等在内的西斯拉夫板块,还是成为了天主教世界的一员。而东正教传教士做的最大贡献,应该就是为斯拉夫人创造了一套源于希腊字母的“斯拉夫语字母”(西里尔字母)了。

当摩拉维亚人试图统一“西斯拉夫”世界时,在巴尔干半岛北部站稳脚跟的保加尔人,也在对“南斯拉夫人”做着整合工作。同样的,需要摆脱“蛮族”身份的,斯拉夫化的保加利亚也需要在宗教问题上做出选择。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本质上并不是一个信仰问题,而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参考摩拉维亚人的逻辑,一直与拜占庭相争的保加利亚人似乎应该选择天主教。然而最终,保加利亚的统治者还是力排众议选择了东正教。

在大摩拉维亚国,代表西斯拉夫人引入东正教的第二年(公元864年),保加利亚的大汗也宣布皈依东正教,并且去除掉最后的游牧印记——“大汗”的尊号,改称为“大公”。对于保加利亚人的这种转变,拜占庭当然是十分兴奋。基于帝国“政教合一”、君权高于神权的架构,这意味着这支斯拉夫化的游牧民族,正式承认了拜占庭的宗主权。帝国与南俄草原,乃至日耳曼人之间,从此拥有了一面坚实的“盾牌”。然而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高兴的有点早,因为保加利亚人有他们自己的打算。

保加利亚人之所以没有选择罗马,是因为那样做的话,他们的空间至多和后来的马扎尔人一样,成为一面“基督教之盾”。基于地缘位置的关系,即使保加利亚统一了整个南斯拉夫地区,也无法取代日耳曼人在罗马教廷的地位。比如后来的波兰,至多也不过从罗马那里,谋得了一个王国的地位。反之,要是把视线投向南方,保加利亚人会发现,进军“君士坦丁堡”的机会将远大于进军“罗马”。既然日耳曼人能够“鸠占鹊巢”的成为西罗马帝国的继承人,那么保加利亚为什么不能引领斯拉夫人,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呢?更何况希腊化的拜占庭,说自己是“罗马人”,看起来也不那么理直气壮。

希腊人能够坐上罗马皇帝的宝座,保加尔人的大汗也同样坐得。在这一心理预期下,向拜占庭示好、皈依东正教只是一个过渡罢了。三十年后,韬光养晦的保加利亚人终于在他们最伟大的君主——西蒙一世(也译“西美昂一世”)的率领下,发动了“进军君士坦丁堡”的战争(公元894年)。不过,要想真正完成这一计划,与法兰克人达成默契是必须的。为此,保加尔人虽然一直力图把塞尔维亚稳定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却避免在克罗的亚、斯洛文尼亚问题上,引发法兰克人的不满(法兰克人需要这两地作为门户)。同样的,拜占庭在对这二地施加影响上,也没有意大利半岛位置有利。这直接导致了,今天的克罗的亚、斯洛文尼亚成为了天主教国家。

面对保加利亚人的强大攻势,拜占庭帝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毕竟君士坦丁堡离保加利亚太近了。为了达到目的,西蒙一世后来甚至还和远在亚洲的阿拉伯人结盟。基于同样的外交原则,拜占庭也在保加利亚后方积极寻找盟友。这个盟友大家并不陌生,他们就是和当年的保加尔人一样,受到突厥人压迫(虽然并且不是同一支突厥人),需要南下寻找空间的马扎尔人。然而马扎尔人并没有帮到拜占庭的忙,因为保加尔人很快也和马扎尔人背后突厥人结成同盟,把马扎尔人逼入了特兰西瓦尼亚高原。后面所发生的故事,大家也都清楚了。

当这场一环扣一环的合纵连横战尘埃落定后,保加尔人发现自己并没有成为赢家。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本来也算是保加尔人的势力范围。现在,突厥人的介入,使得保加利亚不得不暂时放弃多瑙河北岸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保加利亚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在南线倾尽全力,以图在成为拜占庭之主后,再考虑北线的问题。然而不管是保加利亚人还是阿拉伯人,都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无法攻陷君士坦丁堡。而做不到这点的原因,还是在于无法取得制海权。

类似的情况,在当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就曾经发生过。拥有强大陆战实力的斯巴达人,虽然连续发动针对雅典的战争,却始终无法攻破有海上支援的雅典城。虽然在拜占庭帝国疲于应对保加利亚人的时候,占据了北非的阿拉伯人,从拜占庭手中抢得了西西里岛,但在爱琴海,优势始终是在拜占庭一方。阿拉伯人甚至在爱琴海的海战中,损失了一整支舰队(公元908年)。

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制海权的保加利亚,即使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他们所能建立的,至多也只能是一个“巴尔干帝国”。只是在战争延续了三十年后,君士坦丁堡仍然牢牢的掌握在拜占庭人的手中。这场战争对巴尔干半岛地缘结构最大的影响,应该就是彻底将“北马其顿”彻底剥离出了希腊化的拜占庭。在保加利亚人的主导下,完成了斯拉夫进程。这也导致我们今天能够在巴尔干看到南、北两个马其顿。一个是主体民族为“马其顿斯拉夫人”马其顿共和国;一个是仍然归属希腊的,有资格继承亚历山大遗产的希腊马其顿地区。

功败垂成并没有妨碍保加利亚人,在名义上完成自己的罗马帝国梦。公元925年,西蒙一世宣布自己为“罗马人和保加利亚人的皇帝”。从凯撒一名转译而来的“沙皇”,成为了保加利亚君主的称号。也正因为如此,从公元7世纪末至11世纪初,这一阶段的保加利亚,有时也会被称之为“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只是很显然,保加利亚人的这个所谓“帝国”,并不符合我们的认可的帝国标准(称之为“第一保加利亚王国”更准确)。它的存在意义,更多是为后来的俄罗斯人,开拓了思路。

与之前称帝的查理曼,和之后称帝的“奥托大帝”一样,保加利亚的第一代沙皇——西蒙大帝所建立的“帝国”,在他身后就由盛转衰,陷入了分裂状态。以至于在11世纪初,为拜占庭帝国所灭。尽管一甲子之后(公元1185年),保加利亚人又重新摆脱了拜占庭帝国的控制,建立了“第二保加利亚王国”,但身处四战之地的保加利亚,在势力范围上,始终没有突破。即无法取代拜占庭,又无法统一南斯拉夫。巴尔干山脉南北的这两条低地带,成为了保加利亚人最终的归宿地。至于“帮助”斯拉夫人坐上罗马皇帝宝座的宏伟愿望,就只能看看在欧洲拥有边缘优势的东斯拉夫人,将来有没有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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