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15
就地理结构而言，多瑙河下游处在喀尔巴阡山与巴尔干山脉所围就而成的一个，面朝黑海的开放式盆地。其中巴尔干山脉也是多瑙河下游平原，与“巴尔干半岛”的地理分割线。从内部结构上看，多瑙河下游可以分为三部分。除了东北部的多瑙河三角洲以外，多瑙河将整个下游地区一切为二，分为了南北两部分。北部与喀尔巴阡山脉之间地势平、纵深宽。狭义的多瑙河下游平原，即意单指这部分平原（今罗马尼亚境内）。14世纪，这里曾经建立有“瓦拉几亚公国”，因此亦可称之为“瓦拉几亚平原”；南部则与巴尔干山脉距离较近，地势较高、纵深较窄，整体呈现平原、台地相间的地貌（今保加利亚境内）。
对于拥有机动优势的游牧民族来说，从多瑙河三角洲，进入地势平坦的瓦拉几亚地区要相对容易。这也使得当年图拉真为帝国吞并的达契亚行省，只能控制瓦拉几亚平原的西部。不过大部分时候，罗马包括后来的拜占庭会更倾向于依靠多瑙河下游这道天然防线，划定自己的北方边境（代价就是而放弃瓦拉几亚平原）。从多瑙河中游迁徙而来，为拜占庭帝国固守北方边境的斯拉夫人也分布于多瑙河南岸。
不过罗马对达契亚地区一个半世纪的经营，也并非一无所获。最起码包括瓦拉几亚平原、特兰西瓦尼亚高原，以及摩尔多瓦丘陵在内的达契亚地区，完成了拉丁化进程。那些由罗马-色雷斯人融合而成的“拉丁化达契亚人”，之所以在罗马放弃多瑙河北岸之后，仍然愿意以拉丁人自居，根本原因在于罗马文明的优越感。特兰西瓦尼亚高原，则成为了这些罗马尼亚人祖先的庇护地。即使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地区，受到外族强力冲击，造成拉丁人口大量减少，特兰西瓦尼亚高原也能很快在对手势弱时，为这两个关联区域补充人口。这也使得不管是匈人、阿瓦尔人，还是准备接受定居生活的保加尔人、马扎尔人，都没有办法真正合达契亚地区。
古保加尔人在多瑙河下游建立国家的时间，是在公元7世纪末。按照这些游牧者的最初想法，他们应当是希望建立一个游牧——农耕混合体国家。多瑙河下游的气候环境，看起来也可以满足这一需要。其中多瑙河三角洲为核心的区域，属于降水较少温带草原性气候，过渡性的森林草原地带，一直向西延伸到喀尔巴阡山麓。长久以来，这一区域也是游牧民族南下巴尔干半岛的跳板（也是欧亚草原的西部起点）。理论上，古保加尔人占住这个风水宝地，然后再控制巴尔干半岛的农耕民族，应该有机会建立一个兼具农牧优势的王国了。
维持一个游牧、农耕二元结构的王国，并非没有可能。不过如果游牧者希望在保留自身文化基因的前提下，成为主导者，领土内就需要有远大于农业地区面积的草原。就这一点来说，公元10——12世纪与宋共存的“辽”，算是做的比较成功的。为了协调游牧、农耕两股力量，契丹人开创了一国两制模式——“两院制”。以两套体制分别管理华北地区北部的汉地和蒙古草原。反之，如果境内没有足够的草原，势必将无法维持游牧人口、文化存在感。其结果就是导致被农耕民族所同化。就这一技术要求来看，多瑙河三角洲一带的那点草原，显然是无法满足这一要求的。有鉴于此，保加尔人索性彻底摆脱了对草原的眷恋，选择了与多瑙河南岸的斯拉夫人融合，变身成为一个定居民族。这样的话，多瑙河这道曾经庇护罗马数百年的天然防线，也就成了新生的“保加利亚王国”的守护者。
对“保加利亚”的出现，最感不安的当属拜占庭帝国了。失去了多瑙河这条天然防线，巴尔干山脉以南，直至马其顿的“色雷斯”地区，就完全暴露在了保加利亚人的面前，位于东色雷斯（今属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自然也是压力倍增。不过在公元7世纪末，还带有强烈游牧基因的“保加利亚人”并非是唯一出现在帝国边境的新生力量。在亚洲方向，借力伊斯兰教实现统一的阿拉伯人，已经在半个世纪前攻灭了萨珊波斯，建立了面积更广、更为强大的“阿拉伯帝国”。在古保加尔人跃马多瑙河岸时，阿拉伯人也从拜占庭人手中，夺取了包括埃及、利比亚东部在内的北非地区。这些原本更熟悉在沙漠中穿行的游牧者，甚至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海军，从海路直接对君士坦丁堡发动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拜占庭并没有精力阻止“保加利亚”出现，只能暂时承认它的存在。
虽然保加利亚的出现，让拜占庭帝国失去了多瑙河防线，但从客观效果来看，保加利亚也可以成为拜占庭与南俄草原之间的缓冲国，让帝国免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当然，每个国家都会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站在保加利亚的角度来看，肯定不想让自己只是去充当别人的屏障。这些游牧者之所以选择渡过多瑙河，更多是垂涎于拜占庭帝国的富庶。往小了说，他们希望不时的去往拜占庭打打草谷（或者逼迫拜占庭以金钱换和平）；往大了说，既然日耳曼人有机会继承西罗马的衣钵，为什么保加尔人就不能在东罗马有同样的想法呢？
不过，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在阿拉伯帝国的挤压下，拜占庭已经失去了亚洲和非洲的领土（如果将小亚细亚视为欧洲的话），但仍然还保有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半岛的控制权。当然此时的拜占庭帝国，在地缘结构上已经不能算是横跨东地中海的“东罗马帝国”，而是一个希腊化的“爱琴海帝国”了。拜占庭人应该对这种变化，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他们甚至在公元7世纪初，就让希腊语取代拉丁语，升级为帝国唯一的官方语言。
与拜占庭的希腊化一样，游牧的保加尔人在进入多瑙河南岸后，也必须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学习适应定居生活。基于斯拉夫化在这方面更有优势，保加尔人的斯拉夫化，似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不过从伏尔加保加尔人，以及后来马扎尔人的案例来看，多瑙河下游的保加尔人，应该还是有机会保留更多自己的文化基因，而不是到后来，仅仅留下一个阿尔泰游牧民族的标签（保加利亚）。问题在于，哪样做对保加尔人更有利。
语言是最显性，辨识民族身份的标签。比如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看起来有56个民族的国度，但“多数民族”与那些在语言上没有差异的所谓“少数民族”，彼此之间基本不会有心理距离感。古保加尔人斯拉夫化的一大标志，就是在语言上斯拉夫化了。至于保加尔人为什么要主动这么做，看看他们所处的地缘位置就会明白了。
作为匈人的继承者，保加尔人是因为受到新移民欧洲的突厥民族的挤压，才被迫南下的。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有机会，从草原上吸收新鲜血液补充自己。拜占庭化或者说希腊化，也是一种选择。不过以拜占庭所奉行的集权体制来看，这意味着保加利亚将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在这种南有狼、北有虎的境遇下，已经渗透到巴尔干半岛北部，“帮助”拜占庭人防御匈牙利草原压力的“南斯拉夫人”，成为了保加利亚人壮大自己的目标。
实际上，纯粹在多瑙河下游比较古保加尔人与斯拉夫人的人口，后者并没有太大优势（共有7个部落）。也就是说，如果保加尔人不作出妥协的话，他们其实还是有机会让这些斯拉夫人变成真正的保加尔人的。不过，当你把整个南斯拉夫地区都作为扩张方向时，就会发现在语言、文化上斯拉夫人化（同时在政治上保持统治地位），会更具可操作性。也许满洲人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进程。假如当初满洲人没有入关，而是只立足在在关外建立一个类似高句丽的王国，那么明帝国留在辽西、辽东的遗民，最终势必会满洲化（或者说八旗化）。然而当整个中央之国展现在满洲人面前时，面对被征服民族绝对优势的人口，再坚守自己原本并无优势的语言、文化，就会人为设置政治扩张的障碍了。
从拜占庭手中夺取巴尔干北部控制权的进程，前后延绵了将近100多年。在这个过程中，双方进行了无数残酷的战争。拜占庭的军队曾经多次横扫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也几度兵临君士坦丁堡。总的来说，保加利亚人还是成功的扩张了自己的空间。及至公元9世纪上半叶，塞尔维亚（多瑙河以南部分）、马其顿北部高地（也就是今天的马其顿共和国部分）、巴尔干山脉之南的北色雷斯地区（今保加利亚南部），成为了保加利亚王国的新领地。至于拜占庭帝国则力保包括东、南色雷斯、南马其顿等板块在内的，爱琴海沿岸地区不失，以避免帝国崩溃。在这个过程中，拜占庭的优势海军起到了关系作用。
在与拜占庭博弈的这100多年时间里，保加利亚也全面完成了它的斯拉夫进程。唯一还能体现出游牧基因的，就只有保加利亚之名，以及最高统治者所保留的“可汗”称号了。然而纵观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已经俨然成为“南斯拉夫”代言人的保加利亚，处境却并不乐观。在斯拉夫化之后，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民族命运再作出一项新的选择。至于为什么要做，又究竟要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下一节再接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