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13
[保加尔人（上）]
从地缘关系上看，匈牙利这面立足多瑙河中游的“基督教之盾”，所庇护的主要是建立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的，日耳曼——天主教世界。至于身处东地中海的拜占庭帝国，要是也想有面“盾牌”，帮助抵御来自南俄草原的压力，也可在多瑙河下游，建立一个信仰东正教的缓冲国。当然，以拜占庭帝国所奉行的东方集权体制来看，初衷肯定是希望有一支政治、宗教上都服从自己的边缘民族，帮助自己固守北方边境了（而不是让其单独建国）。
在拜占庭所面对的诸多边缘民族中，从中欧森林中走出来的斯拉夫人应该是最适合承担上述任务的民族。公元6世纪，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后，斯拉夫人开始在欧洲地缘政治舞台上，承担新的“蛮族”角色。大量斯拉夫部落，从中欧平原向多瑙河中游地区迁徙。公元7世纪，斯拉夫人开始向巴尔干半岛北部山地，及多瑙河下游扩散。对于以罗马继承人自居的拜占庭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只不过之前罗马所面对的，是日耳曼人罢了。
将愿意服从自己管理的边缘民族放入边境地区，以抵御更加“野蛮”的边缘民族入侵，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是通行的做法了。日耳曼人就曾经长期承担这样的角色。不过这样做的负面效果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容易在边境地区形成半独立的、有别于主体民族的“自治区”。在帝国控制力下降时脱离中央政府的管控，甚至反客为主、觊觎中央政权。然而问题在于，决策者并非看不到这点，而是迫于压力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毕竟资源是有限的，将一部分入侵者变成帝国边境的守卫者，技术上可以起到“以夷制夷”的效果，减少中央政府的资源投入。
从战略层面来看，北线并不是帝国经营的重心所在。拜占庭所面临的主要压力，始终还是来自东方（萨珊波斯、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因此帝国会更倾向于吸收部分斯拉夫人，乃至游牧民族加入军队，并让他们出现在东方战场上（而不是与他们的同族对抗）。这样做的话，地缘政治风险要更小一些。不过对于拜占庭来说，这样的做法，本身并无助于缓解北方压力。换句话说，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北部的渗透，终究还是会影响到帝国安全的。
从地缘关系上来看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西北山地，乃至潘诺尼亚的渗透，并不会对自己造成太大威胁，他们在这一地区所威胁到的，主要是意大利半岛的安全。不过迁徙到多瑙河下游的斯拉夫人，就必须允许足够的重视了。因为多瑙河下游，到君士坦丁堡之间，并没有足够的障碍。不管是斯拉夫人还是游牧民族，都有可能直接威胁到帝国中心的安全。当然，拜占庭帝国还是可以用“以夷制夷”的手段，让斯拉夫人和游牧民族互相牵制，以缓解自己的北方压力。问题是，在“三国杀”局面里，组合永远不会只有一种。从平衡角度看，两股相对弱势的力量，反而会更容易结盟。
让拜占庭人最担心的局面，出现在公元7世纪末。多瑙河下游的斯拉夫人和一支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保加尔人，结合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保加利亚”。当然，这个所谓的“结合”，最初肯定是经历了一番博弈的，只不过双方很快就发现，基于所处的地缘位置，只有联合起来、取长补短，才有机会在这块“四战之地”生存下来。
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结合的案例，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日耳曼入侵西罗马时期，日耳曼系的“汪达尔人”，以及被匈人挤压出草原的部分“阿兰人”，就曾经结盟西迁，并最终在北非建立“汪达尔-阿兰王国”。不过两支属性完全不同的民族结合在一起的情况并不多见。除非他们各自需要对方的长处，来共同应对外部压力。就这一点来说，斯拉夫人的选择很好理解。因为从技术上看，一马平川的多瑙河下游平原并不能给斯拉夫人提供保护，不被拜占庭帝国所整合，也会被游牧民族所侵扰。比较让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游牧的保加尔人，会选择在多瑙河下游定居下来，并且与斯拉夫人达成和解。究竟是什么样的压力，让他们做出了这不同寻常的选择呢？
保加尔人的压力，来自于在中世纪初期，横扫亚洲草原的“突厥”。公元6世纪末，突厥人统一亚洲草原，并随后以蒙古高原、中亚草原为基础，分裂为东、西突厥。与此同时，南俄草原也未能躲过这股突厥化浪潮。在那些突厥化的民族中，保加尔人要显得特别一些。因为他们并不是在突厥崛起之后，再借势进入南俄草原的，而是在匈人西征时来到欧洲的“老移民”了。也就是说，最起码从政治角度看，保加尔人可以算是匈人后裔。
现在的“保加尔人”，已经算是斯拉夫人+保加尔的人混和体了，所以游牧阶段的保加尔人可以区别称之为“古保加尔人”。在阿提拉帝国崩溃后的南俄草原，古保加尔人最初是游牧于顿河一带。不过在新的突厥系游牧民族进入南俄草原，并且坐大后，古保加尔人的生存空间，就被迫向草原边缘的温带森林地带转移了。多瑙河下游并不是保加尔人迁徙的唯一方向。处在森林边缘的伏尔加/卡马河河口一带，也是保加尔人的迁徙方向，在这里他们融合了部分乌拉尔人，并为这个地缘枢纽贴上了一个新的标签——“伏尔加保加利亚”。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当下以喀山为中心的伏尔加/卡马河口地区，俄国人建制有“鞑靼斯坦共和国”，地缘标签也转变为“伏尔加鞑靼”了。尽管有时伏尔加鞑靼人也会被称之为“新保加尔人”，但他们其实更多是蒙古西征的产物（当然肯定融合了部分保加尔人，就像保加尔人也融合了部分乌拉尔人一样）。真正还能算是古保加尔人后裔的是一支被称之为“楚瓦什”的民族。今天在鞑靼共和国西北部，与之接壤的“楚瓦什共和国”，就是“伏尔加保加尔人”在地缘政治版图上的遗存。
楚瓦什人，应该是这个世界上现存的，最有可能的匈人后裔了。这支把族源上溯到“伏尔加保加利亚”的民族，也是唯一仍在使用古保加尔语的民族。尽管楚瓦什语被归入了突厥语族（保加尔语支），但它与那些真正的“突厥语”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简单点说，从塔里木盆地到黑海之滨的土地上，分布的各个突厥系民族，在语言大体上都能互通（相当于方言的区别），只有楚瓦什人说的所谓“突厥语”是个例外。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楚瓦什人和古保加尔人，是匈人西征而不是突厥西扩的产物。
相比“伏尔加保加利亚”以及楚瓦什人，大家更为熟悉的应该是成功把民族标签，保留进当代地缘政治体系的“保加利亚共和国”了。然而今天的保加利亚人，虽然还挂着这个标签，却早已失去了继承匈人地缘遗产的资格了。原因很简单，入主多瑙河下游的保加尔人，并没有像马扎尔人那样同化掉领地范围内的斯拉夫人，而是反过来被斯拉夫人所同化，变成了“南斯拉夫”民族的一支。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下一节再接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