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哥特人这种1+1大于2的组合，无疑大大提升了彼此的战斗力。当然，就多兵种配合这点来说，组织性更好的罗马军队来说早就在做了，也更为系统。为了应对越来越严重的东方压力，罗马军队的骑兵比例，当下也能达到1/3。只不过，罗马无论从战术还是战略层面，都需要时间来适应这种突发状况。
罗马此时所要面对的，并不只限于哥特人带来的压力。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哥特入侵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一方面一些匈人、阿兰人，甚至在罗马军队中服役的萨尔马提亚人、高卢人，也加入到这场狂欢当中；另一方面从莱茵河口到多瑙河中游，整个帝国的北方防线都开始受到其他日耳曼部落的冲击。很难说这些从日耳曼尼亚境内发起的攻击，事前跟哥特人制定过什么详细的联合计划。其他地区的日耳曼人，更多是看到自己对面的罗马军队，开始不断向色雷斯战场调动，乘虚而入罢了。
不管日耳曼人是否主观上有联合起事的计划，匈人入侵南俄草原所引发的这一系列危机，都让罗马陷入了混乱当中。罗马甚至在公元378年的一场战役中，一次就损失了4万军队。这种情况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辛布里战争时，日耳曼人对罗马军队的毁灭性打击。唯一有所不同的是，罗马当下的对手会更有组织性，也拥有更多熟悉罗马战术的“第五纵队”。
当战争开始出现拉锯状态时，哥特人也遇到了当年辛布里人一样的麻烦，那就是给养不足。因为很快，从瓦拉几亚平原到色雷斯一带的物资，就被数以百万计的哥特人消耗殆尽。在罗马开始全国性动员，并大举向色雷斯调兵的情况下，哥特人想再进一步向希腊半岛，或者小亚细亚半岛攻击前进，是十分困难的。即使罗马人当下还没有全歼哥特人的实力，也可以防守住各个据点，让时间和饥饿来拖跨对手。当年辛布里人和他们的盟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方法是向防御力较弱的高卢、西班牙地区发动远征，一次次的劫掠凯尔特人。如今哥特人面前却并没有这样的方向选择。前有罗马后有匈人的局面，使得他们只能尤如困兽一般，在黑海西岸为生存而战。
哥特人在给养上的问题，以及罗马强大的战争潜力，最后还是让战场的天平倒向了罗马。在罗马取得两场关键性战役的胜利后，一部分哥特人被迫渡河退回了达契亚地区。然而要想彻底将哥特人赶出罗马领土，同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很显然，被匈人肆虐过的达契亚，已经不可能再承载那么多人口了。如果罗马一定要赶尽杀绝的话，战争将持续更长的时间。
在整个欧洲防线都在遭受攻击的情况下，罗马并不可能把资源一直向多瑙河下游集中。最终大部分哥特人被允许在瓦拉几亚平原南部及色雷斯地区定居，条件是成为罗马的臣民。当然，按照我们之前的想法，罗马下一步应该将哥特人分散到帝国的各个行省，以避免危机再现。不过关于这一计划，罗马也有自己的考虑。很明显已经控制整个南俄草原、达契亚的匈人，将成为有史以来，罗马在这个方向所遇到的最大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将哥特人安置在前线位置，战略上应该可以为帝国核心区提供有效的缓冲。
然而一场博弈一旦有多方参与，各种合纵连横的组合便都有可能出现了。罗马人固然希望哥特人能够为他们对冲北方威胁，但一旦哥特人羽翼丰满，同样有可能在稳住匈人的情况下，将矛头指向罗马。当然从技术上看，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的对手，都只会在你内部陷入混乱时才会有机可乘。很不幸的是，罗马自公元3世纪中叶以来，一直面临着这样的风险。不管是戴克里克那次失败的改革（四帝共治），还是君士坦丁大帝以迁都而换来的中兴之像，都难以挽回罗马分裂的大势。
事实上，自戴克里克搞出东/西罗马、四帝共治的概念后，帝国的分治就已经成为了正常状态。后来包括君士坦丁大帝在内的罗马皇帝，即使成为唯一皇帝，也很快会主动分割帝国，搞出2个（甚至3个）皇帝共治的局面来。罗马的最后一次统一，发生在哥特人入侵事件后的第16年（公元392年）。那年西罗马的皇帝“非正常死亡”后，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自己成为了帝国唯一的皇帝。不过在3年后，这位罗马皇帝离开人世时（公元395年），就像刚才所说的那样，帝国又被按照东、西共治的格局，分配给了他的两个儿子。
在西方世界里，狄奥多西一世时常也会被冠以“大帝”的头衔。不过所谓“狄奥多西大帝”对西方世界所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将基督教立为国教，并宣布其它一切宗教视为异端。对于后来的欧洲基督教世界来说，这一贡献可是与君士坦丁宣布“米兰赦令”，并受洗成为基督徒一事并立的大事件。然而抛开宗教层面的“贡献”，单从地缘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来说，君士坦丁也的确有资格接受 “大帝”一衔。最起码他的迁都之举，使罗马的国运在东地中海又延续了千年。至于“狄奥多西大帝”对罗马的贡献其实是负面的。在其死后不久，西罗马帝国就在日耳曼蛮族的侵入下名存实亡了。换句话说，罗马正是在这位“狄奥多西亚”大帝和他的儿子们手上，丢失西地中海地区的。
从表面看，罗马的再次分裂让包括哥特人在内的“蛮族”看到了机会，并最终导致了西罗马的灭亡，但实际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使没有匈人的西迁、哥特人的南迁，罗马这个“老大帝国”内部的矛盾积累，也已使之到了不破不立的程度。这些矛盾不仅包括中央之国每一个王朝后期，都会遇到土地集中、政治腐败等问题；还包括有些中原王朝会遇到的“蛮族”内迁及成为军队重要组成部分问题。
边缘民族成为罗马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在共和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不过那时候罗马军队的主力还是“罗马人”，尚未完全融于罗马的外族，只是在战时提供辅助军团。随着罗马的不断扩张，拉丁人（罗马以外的）、希腊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等族都承担过这类角色。外族真正有机会在罗马军队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在帝国后期。罗马在公元3世纪连绵不休的内乱，使得罗马的军事需求大增。一方面出于急速扩张武力的需要；另一方面蛮族基本不存在政治选择的问题，那些参与权力争夺的军事将领，更愿意从日耳曼、萨尔马提亚等蛮族中雇佣军队。
让蛮族（尤其是日耳曼人）在帝国军队中拥有更大权力，甚至有机会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君士坦丁大帝。这位将罗马东迁，准备重建帝国的君主，意识到 “蛮族”才是对付“蛮族”的最好选择。按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以夷制夷”了。不能说这一方法是错误的，也不能说“非我族类”就一定“其心必异”。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会发现，中国人所推崇的汉唐盛世，在强大过程中都运用了“以夷制夷”之策，也有不少异族将领一生效忠于中央之国。然而凡事都有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帝国军队从上到下，都充斥着“蛮族”的气息时，罗马的末日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