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1-22
在决战正式开始后，阿兰人显然很不适应匈奴人的战法。阿兰人的阵列中，除了骑兵之外，还有大量四轮马车，用以构筑临时堡垒和正面战场。虽然这些“重武器”在应对西方的步兵方阵时的确有很强的冲击力，也能够在扎营时提供更多的保护，但在对付那些人马合一的亚洲轻装骑兵时，却毫无用处。因为匈人根本不会列好阵等着你去冲击，也很少会去正面攻击坚固的堡垒。人马合一、无需辎重的亚洲人，更多凭借的是自己和蒙古马的耐力，以及随时可以发射的弓箭，游击、拖垮对手。
匈人的这种战法，对于熟悉汉匈之战历史的朋友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应对这种游牧骑兵最大的问题是：你可以击败他们，但却很难全歼。与很多拥有严格纪律、视战场后撤为耻的军队不同，亚洲游牧骑兵完全不认为这是个问题。“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是他们的战场信条。一旦对手的防线出现漏洞，这些机动力能力强、耐力好，又善于使用弓箭的对手，就会回过头来给你致命一击。
由于生活习惯以及部落结构的原因，单个游牧部落所能聚集的骑手数量并不太多，通常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到经济发达地区迅速劫掠一番，并不会攻城掠地。不过在某些历史时段，草原在经过一番博弈之后，也会有机会诞生一位有实力、有声望的共主，汇集数万甚至数十万的游牧骑兵，一起向生存环境更好的地区，进行迁徙作战。很显然，匈人决心与阿兰人决战，并最终控制南俄草原时，他们已经能够把中亚草原大部分的游牧者，聚集到自己旗下了。
战争的结果是匈人大获全胜，获得了直面西方文明的机会。不过对于阿兰人以及其他萨尔马提亚人来说，这也并非全是坏事。最起码他们有机会，在匈人的带领下，深入那些之前无法攻掠的地区。草原上的事就是这样，人口资源紧张的游牧者之间在对战之时，很少会采取灭族的方式，只要你肯转换门庭，成为胜利者的一部分。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相当一部分阿兰人加入了匈人的阵营，而当欧亚游牧民族，在南俄草原合为一体之后，谁都能猜到他们的下一个方向是欧洲腹地了。
匈人入主南俄草原，对这片草原带来的最大变化并不是黄白人种的混合（游牧者并不在意这点），而是让欧洲骑兵的战力提升了一个台阶。鞍桥以及马镫的使用，并不仅仅对轻骑兵有用。事实上，对于重装骑兵来说，这两项技术的使用意义会更为重大。我们知道，装备的越轻，越容易在马上控制平衡。诸如努米底亚人一类的游牧部落，即使没有这些马具，也能做到人马合一（当然要做到这点，需要长时间的训练，甚至说上从小就“长”在马背上）。
然而对于讲究冲击能力的重装骑兵来说，没有马具的帮助下，保持平衡始终是一个大问题。鞍、镫技术的使用，不仅能够让重装骑兵获得更好的平衡感，同时也能让骑手增加自己的负重（特别是护甲），以提升战斗中的安全指数。在与匈奴人的战争结束之后，亚洲人带来的鞍镫技术，很快便在阿兰人之中得到的普及。事实上，阿兰人应该还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技术和材料改进，以使之更好的适应重装骑兵。
对于匈人来说，欧洲游牧者的加入意义其实也是很重大。因为任何一个兵种，都有他的优缺点，单兵种的适应范围有限，并无法靠它建立一个地缘结构复杂的帝国。比如亚历山大的军队。由于“马其顿方阵”中那长度达到6米的长矛实在太过吸引眼光，很多人会产生错觉，认为亚历山大仅仅依靠这些纪律严谨的长矛手，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实际情况是，亚历山大的军队是多兵种混合作战的典范，其中马其顿骑兵的配合尤为重要。
我们在汉匈之战阶段，曾经着力分析过的李陵“浚稽山之战”，应该是单兵种对战的经典之战。是役，汉朝的5000步兵，与匈奴数万轻骑兵所进行的一系列战斗，充分将双方军队的优缺点暴露出来了。虽然匈奴人最后还是凭借耐力和数量上的优势，在最后时刻拖垮了汉军，但如果当时能够有重甲保护的重骑兵，用来冲破汉军的阵线，匈奴人就用不着付出上万人的损失了；反过来，如果汉军当时能够有一定数量骑兵配合的话，也不至于在退至长城以北的最后时刻，功败垂成。
兵种过于单一，一直是很多草原游牧民族难以真正入主中原的重要因素。我们会发现，例如匈奴、突厥之类的游牧民族再强大，他们真正能够发挥威力的区域，也只是在草原的边缘。那些最终得以入主中原的马上民族，都经历过一个兵种丰富的过程。比如金人的 “铁浮屠”（重甲骑兵）、成吉思汗的“回回炮”（抛石机），都是在战争中不断学习的结果。事实上，兵种问题只是地缘背景在军事层面的体现。所谓“地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你想征服一片与自己地缘环境迥异的土地，就必须因地制宜的作出些改变。
2015-01-22
在征服阿兰人之后，富庶的罗马帝国看起来已经呈现在“新匈奴帝国”的眼前的。然而这些亚洲人要想真正入侵罗马，还要跨越一个障碍，那就是“日耳曼人”。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奇怪，日耳曼人不是在阿尔卑斯山外围的“日耳曼尼亚”吗？怎么会跑的南俄草原的边缘与匈人发生冲突。其实这个问题在前面的内容中已经有过答案了。早在公元一世纪中叶，日耳曼人中的“哥特人”，就已经向东渗透到东喀尔巴阡山东的“摩尔多瓦丘陵”了。
在哥特人的历史中，除了不断对罗马的达契亚，乃至多瑙河之南的领土造成侵扰以外，基于地理位置，他们与包括阿兰人在内的萨尔马提亚人之间也是时战时和。对于罗马来说，哥特人的存在即是不幸也是幸运。事情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当你面对的对手是两个时，外交家往往能够帮代军事家分担一些工作量。在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之后，他除了发动针对哥特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的战争之外，还曾经有意识的介入二者之间的争斗。当哥特人入侵罗马时，罗马就成了萨尔马提亚人的盟友；而当萨尔马提亚人经不住诱惑侵入罗马时，罗马人又和哥特人站在一起攻击萨尔马提亚人。
虽然罗马在公元270年，完全放弃达契亚的决定，貌似损失了大片领土，但从地缘平衡的角度来看，却收缩了自己的防线，加大了两个对手的地缘矛盾。如果没有匈人的入侵，黑海之滨的这场“三国演义”估计还要围绕多瑙河下游上演若干年。然而匈人的到来，却打破了这一平衡。在他们取代萨尔马提亚人，成为南俄草原的主人后，哥特人发现，自己也同样无力抵御这个强大的入侵者。
在具体解读匈人加入后的“新三国演义”之前，我们必须先解决几个问题，包括哥特人的领地到底包含哪些范围？他们真如某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变成了一个游牧民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