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1-19
[匈人与阿兰人]
匈人攻灭阿兰人的战争，被拜占庭罗马清楚记录了下来。甚至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史书，对此也有过记录（《北史.魏书.西域传》：“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不过这一消息传到中央之国，已经有些走样了。在中国人的记录中，奄蔡（阿兰）跟粟特两个地缘标签被混为一体。当然，中国正史有兴趣记录这一信息，更多是因为“匈奴”曾经是中央之国最强大的敌人。至于细节的准确性，当时也没有去考证的必要了。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最终给欧洲带去巨大压力的“匈人”，是来自亚洲、打着匈奴旗号的游牧民族，但把触发这一民族迁徙事件的始作甬者归功于汉朝和中央之国，却是有些夜郎自大了。要知道，匈人开始对南俄草原的征服，离北匈奴西迁中亚，已经过去了两个半世纪。而此时中央之国，也正陷入以内迁匈奴为首的“五胡乱华”时代。一定要给谁脸上贴金的话，倒不如说欧亚大陆这一阶段，是草原游牧民族的狂欢时刻。这些原本被文明地区排斥在外的游牧者，在经过与文明地区数百年的交往后，终于耐不住寂寞，开始全面进攻了。
当远在东方的南匈奴，因为内附汉朝（包括后来和魏、晋）而获得了学习、上位的机会时，他们在中亚的兄弟民族，依然还处在比较原生态的游牧阶段。他们的学习过程，主要是在征服阿兰，与欧洲人全面接触后开启的。然而这种原生态，并不代表匈人就没有优势了。正是匈人的这种不为欧洲人所熟悉的“原生态”，对欧洲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事实上，即使对于同为游牧民族的阿兰人来说，匈人在技术上也有着与之不同的特点。
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与东欧游牧民族之间的差异，与彼此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有着直接的关系。海拔更高，并且难以得到太平洋暖湿气流眷顾的蒙古高原，气候要更为的干冷、恶劣，牧草的质量也要差的多。然而对于身处其中的人类和动物来说，恶劣环境对他们也是一种锻炼。以马为例，虽然在这种自然条件下所培育出的蒙古马，体型要比欧洲马矮的多，但却不挑食、耐低温、耐力好、体力强。后来席卷欧亚大陆的蒙古人，可以连续十几天不下马，以一昼夜行军上百公里的速度机动（中间会换马），如果没有任劳任怨的蒙古马，是不可能做到的。
由于蒙古马的特点，北亚游牧民族中，善于骑射的轻骑兵，成为了主力。与之相比，生存条件更优的欧洲马，在个头、负重，以及冲刺能力上的优势就比较明显了。由于马的条件更好，欧洲游牧民族更有条件发展用于冲阵的重骑兵。一般来说，重骑兵的主要作用，是利用自身良好的防护、冲刺能力，冲毁敌军的阵型。在罗马乃至马其顿、希腊军队，都侧重发展步兵方阵的情况下，欧洲游牧民族为了战胜对手，很自然的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大了重骑兵的比例。
除了马本身的区别以外，匈人西征时在马具的使用上，也拥有了一些先发的技术优势，这些技术包括马鞍和马镫的改良。之所以说是改良，是因为在此之前，马鞍和马镫其实都已经被发明出来了。不过早期的马鞍，只是用皮革裹住马肚子，以使骑乘体验更加舒适点而已，衣物与皮革之间的摩擦力，是骑手平衡的主要保障。马镫也是如此，尽管马镫到底起源于何地，又是在何时被大规模运用的，仍然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最初的马镫是软质的皮绳，作用仅是辅助骑手上下马。
亚洲游牧民族，应该是最早使用高桥马鞍和硬质马镫的，也正是这两项技术，极大的提升了骑兵的战斗力，使得欧洲大陆的古战场胜负手，彻底转化为了骑兵。所谓高桥马鞍，其实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两头高，中间低的那种“鞍”形结构了。一般是用木头做框架，再包以皮革。前后这两个突起，因为外形似拱桥，所以也被称之为“鞍桥”。
鞍桥的设计能够让骑兵的乘坐更加安稳，不至于失衡。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鞍桥的保护，在运动和战斗时，骑兵会多么容易在急停时，从前后两个方向掉落下来的。不过要解决平衡问题，仅仅依靠高桥马鞍还不够，因为骑兵从两侧滑落下来的风险依然存在，而这一风险，就需要用“真正”马镫来规避了。
所谓“真正”的马镫，是指现在我所见到的那种硬质、多呈环弧状，下部为横挡或者托盘的马镫，以区别早期那些软质的，绳扣状的马镫。可以有人会觉得，不管软质还是硬质，都应该可以帮助骑兵在马上保持平衡。其实这当中的区别，我们平时也可以通过穿鞋的体验感觉出来。如果我们的鞋底不使用能拥有固定形状的材料来做，而是一层容易变形的厚海绵的话，大家在走路时就很难拿捏力度了。为此要付出的注意力，足以影响我们的行动效率。如果是在战场上，那影响的就不只是效率了。
事实上鞍桥和硬质马镫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帮助骑手保持了平衡、获得了安全感，同时也极大的丰富了骑兵的战术。比如有了这两处支点，骑兵就可以玩诸如“镫里藏身”类的高难度骑术，混在马群中接近对手；骑射时也可以在保持平衡的状态下，通过身体直立、扭转，360度调整射角。
之所以没有将这两项重大发明，直接指向匈人，是因为他们也许只是最早将之展现在欧洲面前的民族。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硬质马镫实物，出土于3世纪中叶的鲜卑墓。鉴于亚洲游牧民族风格、地缘相近，不管是哪个民族最先使用，这两项技术最先在亚洲地区得到普及应该是可以肯定的。至于欧洲游牧民族乃至其他欧洲人，就只有在血的教训后，才会去拥抱技术进步了。
其实这种对于新技术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每一项革命性技术的出现，都意味着习惯的改变，而对于人类来说，改变习惯往往是最痛苦的。就像从技术角度看，男人留着一条需要打理的辫子，肯定没有现在我们这种短发来的舒服了，但当年在把这个完全无用的东西去除时，却也是遇到过很大心理障碍的；又比如清帝国就算在战场之外见识过西方火器的威力，却仍然“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在鸦片战争中试图以蒙古骑兵去冲击对手的阵线。
回到匈人西征阿兰的话题上来。匈人与阿兰之间的决战，发生在顿河之侧。这条东欧名河的位置，相当于南俄草原的中线。其东部是大部归属于哈萨克斯坦的，气候干旱的里海沿岸低地。由于降水量远小于蒸发量，里海沿岸低地整体呈现荒漠、半荒漠状态，甚至是欧洲唯一拥有沙漠的地区。很显然，对于背后拥有大片肥美草原的欧洲游牧民族来说，吸引力并不大，但对于一直跟荒漠草原打交道的亚洲游牧民族来说，适应起来却并不难度。事实上，这也是当年俄国人，放手让哈萨克小玉兹部游牧于此，并最终将之大部划给哈萨克斯坦的原因所在。如果阿兰人一开始并不愿意与匈人为敌，而放手让匈人入主里海沿岸地区（或者说统一“哈萨克斯坦”），也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