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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25

[红海航线与托勒密的战象]

罗马人对阿西尔山地有想法,倒不是为了从阿拉伯人手中抢这块“幸福之地”,而是看中了阿拉伯半岛西、南的沿海港口。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也门的位置正处于红海与印度洋的连接地,也就是今天各国玩打海盗游戏的“亚丁湾”地区。在航海技术不甚发达的时代,沿海岸线航行是最为稳妥的方式。这使得也门沿岸港口,成为了埃及与印度洋地区海上贸易的必经之地。如果想保证海上贸易线通畅,并且获取最大利益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也门沿岸殖民几个贸易港口,就像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在地中海做的那样。

类似的尝试在托勒密时代就曾经做过了。为了打通海上贸易线,控制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甚至重新输通了“苏伊士运河”。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感到惊讶,苏伊士运河不是19世纪后期由法国人修通的吗?怎么会和两千年前的希腊人扯上关系。事实上,苏伊士运河的历史远远超出大家的想象,它最早通航的时间并不是在19世纪,而是在“公元前”19世纪。

我们知道,尼罗河是埃及人的母亲河。依靠尼罗河,埃及人不仅从尼罗河下游(上埃及),以及扇形的尼罗河三角洲(下埃及)获得了让所有人羡慕的产出,也打开了埃及与地中海其他地区之间的水上通道。不过埃及人也并非没有遗憾:一是尼罗河自今天埃及、苏丹边境起,向下分布有四个瀑布。其中最北部的第一瀑布,就在阿斯旺大坝南部;二是虽然红海近在咫尺,却没有与之相连的水道。有鉴于此,埃及无论向南扩张,还是与印度洋地区展开海上贸易都将受到很大的限制。

最终埃及人还是找到的办法,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公元前19世纪后期,不仅“古苏伊士运河”得以开凿,绕过“尼罗河第一瀑布”的运河也在这一时期贯通。当然,所谓“古苏伊士运河”与今天的苏伊士运河,在路线上不尽相同。我们现所看到的苏伊士运河,是一条起自红海(苏伊士港)、终于地中海(塞得港),将西奈半岛与非洲完全分割开来的南北向运河。在这条现代运河的修建过程中,一系列的湖泊,尤其是南部有自然水道与红海相接的“大苦湖”,帮助法国人节省了不少工程量。

古苏伊士运河同样也利用了大苦湖(时称“卡姆奥里特湖”)。埃及人的方案是,在大苦河与尼罗河三角洲最东部的支流之间,修通一条长约80公里的东西向水道,以方便红海的船只驶入尼罗河(位于埃及伊斯梅利亚市与宰加济格市之间)。由于运河最初是由埃及法老所主持修建的,所以我们也可将之称为“法老运河”。不过这并不是一项一劳永逸的工作。最大的问题,是河道需要经常清淤。

如果能够产生足够的商业利益,此类水利设施的维护本身,技术上并不存在难题。对于一条运河来说,是否有足够的货运量是关键。类似的问题东方的“京杭大运河”上。由于中原王朝需要从经济发达的江淮地区调运粮食供给北方的政治中心,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京杭运河都得以因为这种“刚需”而不断得到维护。只不过,在运河的航运功能被铁路、公路及海运替代后,京杭大运河就更多只能以“文化遗产”身份得到保护了。

相比之下,古埃及运河遇到麻烦要大的多。我们知道,今天的埃及和苏丹大部都为撒哈拉大沙漠所覆盖,尼罗河是在一片沙漠之中,冲积出来了一条绿色走廊。这也意味着运河实际上是开凿于沙漠之中,淤塞运河的也不是上游所冲刷下来的泥土,而是运河两侧的流沙。这也使得古苏伊士运河更容易受到自然因素影响。相应的,如果埃及的统治者不能从红海贸易获得更多的利益,运河也就很容易被放弃了。

对于埃及和整个地中海来说,亚历山大的征服,都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地缘事件。希腊化时代的开启,让希腊商人得以将贸易线从地中海,延伸到印度。在这一背景下,从亚历山大帝国继承埃及的托勒王朝,也再次修通了运河(这时就叫“希腊运河”了),以期开拓印度洋的贸易线。总的来说,透过这条运河,埃及与红海与非洲东海岸的贸易还是做的不错的。红海沿岸地区所产出的乳香,非洲中部的木材等货物,源源不断的输入埃及,并通过亚历山大港转运至欧洲。

虽然有传闻说,在与屋大维的战争中失败后,安东尼和他的埃及艳后,曾经想过带领剩下的船只逃往印度。不过托勒密王朝是否与印度之间打通了直接贸易线,却是很值得怀疑的。由于塞琉古王朝继承了亚历山大帝国的亚洲部分,那些从印度西海岸线而来的商船,更多是顺着伊朗高原的海岸线进入波斯湾,并在幼发拉底河河口靠岸。在这种情况下,埃及要想获得来自印度的商品,大多是由阿拉伯人转运而来的。需要说明的是,认为阿拉伯人只会使用骆驼这种交通工具的观点是错误的。在印度与波斯湾之间的沿岸贸易线上,阿拉伯人的商船占据了相当的数量。这些船只的体量并不算大,使得阿拉伯人也可以溯幼发拉底河而上,在叙利亚境内,再把转运西方及埃及的货物,转交给那些掌握驼队阿拉伯部落。

现在问题来了,学挖掘机到底哪家强?呵呵,当然不是这个问题了。虽然尼罗河的主人,还是能够通过间接贸易(即使与塞琉古交恶,阿拉伯人也会与之交易的)获得来自东方的奢侈品,但要想获得一些战略物资就很难了。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来自印度的大象。是不是很奇怪,就现下我们所处的世界来说,非洲象的数量要远高于印度,为什么托勒密王朝会想得到亚洲象呢?

托勒密王朝希望得到亚洲象,当然不是象中国皇帝那样,养在园子里观赏了。在亚历山大与波斯的战争中,来自印度的战象曾经给希腊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这些庞然大物最终没有改变战争的走向,但并不代表战象本身失去价值了。这就好像二战末期,德国人研制出的V1导弹,虽然没有挽救第三帝国的命运,但火箭技术却在战后成为了影响世界乃至人类未来的重要技术。

很显然,同为“继业者”的一员,塞琉古王朝并不会让托勒密王朝得到这一重量级武器的。在绕开塞琉古王朝,与印度展开直接贸易无望的情况下,塞琉古王朝退而求其次选择了非洲象,以组建自己的战象部队。虽然驯化师而言,托勒密王朝还是可以想办法从印度招募(也可以是“购买”),但埃及人遇到的最大问题反倒在于大象本身的质量。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非洲象的体型要大于亚洲,性格也更加的凶猛,如果能够驯化的话,战力应该强于印度的战象。然而事实上,我们所熟悉的非洲象,又叫“非洲草原象”,驯化这些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巨兽,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相比之下,生活在森林中的亚洲象,驯化起来就要容易的多了。这种情况其实也发现在人类身上,比如我们会发现,森林渔猎民族总是要比游牧民族,更容易转型接受定居的农业生活。究其根本,还是在于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最终成为“非洲战象”的,是生活在非洲丛林中的“非洲森林象”,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在非洲中、西部的热带雨林中,看到这种世界上体型最小的大象……科学家们至今还在争论,这些体型比亚洲象还要小一些的森林象(高度一般在2.5米。亚洲象一般则在2.7米左右),是什么时候和草原象分化的。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环境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就像它们的亚洲远亲一样,约束更多的森林环境让“非洲森林象”也变得相对温顺。

由于体型和驯化时间的问题,非洲战象在战场上的表现还是要略逊于印度战象。不过当迦太基人从埃及引入战象,并把它们放在欧洲战场,还是对罗马人造成了极大的震慑。当然,战争从来不是一两件武器就能决定胜败的,罗马人最后也还是找到的应对战象的办法。我们在这里举出战象的案例,并不是说罗马为了印度象,才发动东方战争的。这个案例除了让大家更直观的理解埃及与印度洋之间的地缘关系,也再一次的验证了环境的影响。

当托勒密王朝和其他希腊人王朝走向没落之后,阿拉伯人的生存空间反而越来越大了。受困于罗马从地中海方向施加的压力,希腊籆hong王国们已经无暇保护红海和波斯湾的贸易线了。很自然的,阿拉伯人成为了贸易的控制者。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阿拉伯人甚至要求,来自印度的商船只能在半岛南部将货物转信给他们,然后由阿拉伯人用骆驼输往各地。当然,海运比之陆地运输的运力优势,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使得阿拉伯人也会用自己的船,将货物运抵红海、波斯湾北部后,再由驼队进行转运。

由于罗马与希腊籆hong王国,以及后来的帕提亚人之间的竞争关系,罗马对阿拉伯人垄断交易线这件事,一开始倒也是乐见其成。然而以罗马的实力而言,自然是不可能长期受制于人的。早在屋大维执政后期,帝国的埃及总督就曾经试图通过远征也门,打通红海航线,只不过中途放弃了(公元24年)。迫使罗马人暂时放弃这一想法的,是因为意识到,即使能够在南阿拉伯建贸易据点,在红海沿岸的荒漠地带,仍为游牧的北阿拉伯人所控制的情况下,海上贸易线还是不能控制在帝国手中。

当图拉真的时代到来之后,罗马决定先征服“岩石的阿拉伯”,在控制了红海北部沿岸地区后,再想办法打通海上贸易线。那么,罗马人成功了吗?又是否把阿西尔山地纳入了帝国版图呢?我们下一节再接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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