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9/16

[罗马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影响]

尽管自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看起来在地中海世界已经独霸天下，东地中海的希腊世界，也没有对罗马的称霸造成实质性威胁，但这并不代表罗马就没有麻烦了。繁荣背后往往意味着危机的潜伏，随着罗马势力的壮大，帮助其崛起的地缘基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本质上说，罗马之所以能够在一次次失败后再次站起，并最终击败迦太基，是因为二者在地缘文化上有根本性的区别。从战略层面上看“农本主义”的罗马，对土地的欲望要大于“商业主义”的迦太基。后者对一片土地的征服，会更愿意从控制贸易权着手；从战术层面上看，由农民组成的罗马军队，在纪律、忠诚度上也要高于由雇佣军所组成的迦太基军队。

然而当罗马彻底击败迦太基，并在希腊世界取得一场又一场胜利之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对于那些能够从战争中获得最大利益的统治阶层来说，那些会说话的战利品——奴隶，要远比拥有公民权的农民更好管理，也更能压榨出剩余价值来。同时在“马太效应”（ 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作用下，土地的集中度也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就是，在迦太基和马其顿这两个最强大敌人消失后，仅仅十几年时间罗马就几乎不再有“农民”这个阶层了。

按照中国教育中，对社会阶段的简单划分，这种现象无疑是一种倒退，相当于从“封建社会”退变为了“奴隶社会”。当然，在我们接受的教育当中，罗马自如自终就是一个落后的奴隶社会，所以也就不会有所谓倒退问题了。然而对于当时的罗马来说，土地的兼并、农民的消失，却实实在在的造成了两个重大客观影响：一是人口的畸形增长；二是军队战斗力的急剧下降。

事实上身处东方的我们，对于土地兼并现象并不陌生。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封建”王朝的衰弱，都伴随着土地的兼并。不过这种土地兼并模式虽然会带来社会财富分配矛盾的加剧，并最终导致王朝的更迭（重新分配），但却并不会带来人口数量的剧变。换句话说，人口数量与土地之间的比例关系并没有质的变化。这一点，从清朝以前历代王朝的人口数量均没有太大突破也能看出。

与中央之国相比，罗马的情况就有很大不同了。大量外来奴隶输入，并不会让那些原本拥有公民身份的“农民”消失。也就是说，人口的绝对数量出现了跨越式的增长。与此同时，那些失去土地和工作机会的农民，却只能向城市集中，以在第二、三产业中寻找机会。问题是，很显然不会有那么多的工作机会，来解决这些“流民”。

当大量无业，却又拥有公民权的人涌入城市时，对罗马政权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为了社会的稳定，罗马并非没有作为。特定条件下的免费面包发放和角斗活动，就是罗马用来稳定社会的两大法宝（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然而即使做出这些政策上的调整，罗马也无法回避一个现实，那就是意大利本身的产出，已经无法满足这片土地上的需求了，罗马的粮食必须大量依赖海外进口。

当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必须系于海外时，如果不想受制于人，无外乎有两个选择：一是维持霸权，让贸易伙伴不至于以中断出口来威胁自己；二是干脆向帝国进化，将这些贸易伙伴变成行省，以方便进行资源调配。相比前一个选择，后一个选择看起来显得更加治本。罗马共和国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最终变成了“罗马帝国“。

不过，不管是维持霸权还是进化成帝国，罗马都需要有强大的军力做保障。只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罗马军队强大的战力，从根本上源自于他的兵员主力来自于有一定财产的自耕农。当这个阶层逐渐消失，而财富又大量集中在大地主、大商人手中后，罗马军队兵员的来源就成为了大问题。

从内部解决上述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重新进行土地分配，重新让自耕农成为罗马公民的主力。公元前133年——121年期间，罗马当时的执政官格拉古兄弟，就先后尝试过这样的土地改革，史称“格拉古兄弟改革”。然而这种改革，相当于从罗马的上层阶级身上挖肉，几乎不可能在维持原有政治架构的情况下获得成功（两兄弟及其支持者先后被清洗）。

既然土地改革无法获得成功，那么罗马军队也就不可能恢复之前那样广泛的预备役基础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军队战斗力的下降。当然，这种战略层面上的问题，并不会那么快的暴露出来。凭借罗马军队之前的声威和惯性，尤其是优秀军事将领的传承，罗马在战场上的表现暂时还算强势。

所有的优势都是相对的。事实上，罗马这一阶段所面临的主要对手——希腊人，在军队战斗力和忠诚度的维护上做的更差。对雇佣军的依赖，已经成为希腊化国家的通病了。更重要的是，这些自认为是文明缔造者的希腊人，通常也是理性和识时务的。针对他们中的某一个成员发动战争时，罗马总能在其身边找到盟友。并且通过有限的战争规模，就让对手做出止损的决定（简单点说，对手不会有血战到底的决心）。

任何外强中干的巨人，最终都有可能碰到一个不那么讲规则的对手，来捅破这层窗户纸的，地缘基础已经出现动摇的罗马共和国也不例外。如果现实的希腊世界暂时不能做到这点，那么罗马人眼中的蛮族——高卢人（凯尔特人），也许有机会乘虚而入。问题在于，凯尔特人与罗马人的战争已经持续了两百多年，罗马在崛起的过程中，不仅已经将内高卢地区纳入领土，更对凯尔特人建立了强大的心理优势。换句话说，指望凯尔特人来打破罗马军队的神话并不现实。

事实也验证了这一点。出于维系意大利半岛与伊比利亚半岛交通线安全的需要，罗马一直希望能够将外高卢的区的沿岸地带，也就是法国南部纳入直接管辖范畴。尽管这一地区有马西利亚做为罗马的盟友，但指望这个以城邦形式存在于地中海沿岸的希腊殖民地，保障整条海岸线的安全是不现实的。当日汉尼拔能在马西利亚人眼皮底下，转进到阿尔卑斯山脉就是很好的例证。

公元前2世纪中叶，罗马在自觉稳定了内高卢地区的统治之后，开始了对外高卢地区的征服。如其所愿，在经过数次战争之后，罗马在公元前121年表面完成了对外高卢地区的征服。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最后一战中，罗马方面甚至声称，仅以15人的代价，就杀死了12万高卢人。虽然这个数字本身不那么可信，但凯尔特人已经不足以成为罗马的威胁却是事实。

凯尔特人的失败，除了罗马有心理、战术上的优势以外，更在于罗马已经非常熟悉这个对手了。那些在东方世界所使用的“合纵连横”之法，同样也适用这些凯尔特人部落。罗马可以用利益，比如贸易权来分化凯尔特人部落，使得他们中的某些成员在战争时站在自己一边。类似的做法，华夏政权在对付北方游牧威胁时也经常运用。

尽管在战场上击败了凯尔特人，但罗马对统治整个外高卢地区暂时却缺乏兴趣。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罗马之所以对外高卢地区的凯尔特人部落动兵，是出于维护伊比利亚——意大利沿海走廊的需要。从地理结构上看，这条走廊介于法国南部的塞文山脉与地中海之间。也就是说，罗马只要能够把凯尔特人压缩到塞文山脉以北地区，就可以完成这项战略任务了。有鉴于此，虽然罗马在获胜之后（公元前121年）就在外高卢地区建立了行省，但这个行省实际上只覆盖了塞文山脉以南的低地区。将整个法国真正纳入罗马领土的使命，最终还是要由后来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凯撒来完成。

相信大家已经非常期待凯撒的出场了，毕竟他应该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罗马人，也是历史上少数能够与亚历山大、汉尼拔齐名的伟大军事家。可惜的是，这并不是一个为英雄竖牌立传的帖子。我们更关心的是，是什么原因缔造了这个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正如我们这节在分析的那样，此时的罗马已经遭遇了瓶颈。在如日中天的背后，暗藏的巨大危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罗马不仅不会更进一步整合、扩张成帝国，更有可能在**之后陷入衰退、分裂的境地。

公元前105年，触发罗马脱胎换骨的大事件终于发生了。在这一年，罗马军队在外高卢地区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一场失败，其损失甚至超过了汉尼拔所制造的坎尼惨案。这场惨案的制造者，并非罗马的老对手凯尔特人，而是一个罗马军队并不了解的，全新的对手——日耳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