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1/13

在河南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126年）夏、秋之际，匈奴人先后从阴山丘陵一带，又一次入侵了代郡、雁门两郡。从进攻的方向来看，匈奴人在这一年的攻势，更象是在示威，仍然是抢了就走的套路。因为从地缘结构上看，真正能让匈奴人牵肠挂肚的，还是河套地区。

匈奴人针对河套地区的总攻，发起于公元前125年。与上一年相同，已经明显感觉到战略压力的匈奴人，未能等到秋高马肥之时，而是在初夏（五月）就开始南下。参与这一次“光复”行动的部族，并不仅仅限于河南地的故主——右贤王。匈奴单于本部也祭出主力，并率先发动了攻势。

单于本部所攻击的方向，除了一直饱受压力的代郡以外，甚至包括定襄和上郡这个相对较少遭受匈奴直接入侵板块。以地理板块来对应的话，定襄所对应核心地区是管涔山一带，上郡所对应的区域则是陕北高原北部，两板块隔黄河相望。问题是，在中央之国边境线推进到阴山一线后，上郡已经不再是边境了。匈奴人应该是在攻入定襄之后，沿管涔山西麓向西南方向迅速切入。一方面以三万骑兵，攻掠定襄所辖城邑（定襄郡治“成乐”应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同样以三万骑兵，在黄河拐弯处渡过黄河，进入上郡境内。

自古就有“九曲黄河”之说，一般情况下，由于迎面受阻，河曲的地方水流速度总是会减慢的。这也使得河曲地带，往往能够成为重要渡口的所在。对接定襄与上郡的这个河曲，正是黄河那个著名“几”字弯的东北角。由于现在这一地区名叫“喇嘛湾”，因此从此渡河的渡口也可称之为“喇嘛渡”。这个标签显然不会出现在汉朝的历史记录中。不过，尽管我们无法知晓，当年汉军和匈奴人，所使用的渡口具体叫什么名字。但它在东汉末年的名字——“君子津”则要比“喇嘛度”要雅的多。

关于君子津名称的来历，大家自可以百度一下。我们现在所关心的，并非这个渡口的具体位置（由于河道变化，渡口的位置在每不同时期，会有小范围变化的），也并非它在汉武帝时期叫什么。当时的人到底是怎么渡过黄河的，才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

由于地形的原因，匈奴人在喇嘛弯真正需要渡河的距离并不算宽，也就在一里左右。加上水流速度较慢，匈奴人的渡河难度并不大。他们所使用的工具，今天我们在黄河边上仍然能够看到，那就是充气之后的“皮筏”。用整张羊皮囫囵褪下，脱毛、清洗、晾晒后，扎口充气。然后再把一只只皮胎顺次固定在木制框架下，一件黄河上独有的渡河工具就制成了。

皮筏的使用，不仅符合游牧民族的经济特点，对于机动性要极高的游牧骑兵来说，也不会增加负担（还能用来储水）。只不过，匈奴人当时用来做皮筏的材料，并不仅限于羊皮，也可能会有牛皮、马皮（匈奴人“乘马革渡河”有明确历史记载）。

解决了匈奴人进攻上郡的路线和渡河的技术问题，接下来我们的疑问将是，为什么匈奴人要选择这样不同寻常的攻击路线？如果还是象以往那样，以劫掠这目的，并没有必要如此深入。这样做很明显是带有战略目的。首先定襄郡设立的初衷，并非是用来正面防御匈奴人的。居于雁门——云中之间，承接山西高原北部及前套平原两大板块，并以为缓冲，是定襄郡的地缘任务。至于上郡，作为黄土高原最接近河套平原的突出部，陕北高原所承接的，是关中平原与河套地区对帝国固守前套平原。有了上郡的存在，使得前套平原不象后套平原那样，象一个半岛状的突出部（与核心区的连接）。而是能够从东、南两线直接得到战略支撑。

如果定襄和上郡面临战事的的话，不仅意味着这两个边郡本身，无法支援河套地区的汉军，更意味着包括云中、五原、朔方三郡在内的河套地区，被完全隔离在了帝国核心区外。也就是说，匈奴动用六万骑兵，中心开花式的插入管涔山——陕北高原，并且另用三万骑兵，在代郡吸引雁门、代郡驻军的注意力，最终之意是还是为了重夺河南地。

作为此役的主攻者，汉帝国对于匈奴右贤王部，在河南地的入侵（匈奴人肯定认为是回归了），用的是“侵扰”。也就是说，除了象以往匈奴人南下那样，损失人口、财帛以外，右贤王部重夺河南地的企图并没有获得成功。当然，基于河南地对于匈奴右翼的重要性，公元前125年的这场夏、秋战役中，右贤王部对于后套平原的攻势是非常猛烈的，频率也很高。几波攻击下来，汉帝国所新设立的朔方郡也损失惨重。

前面我们也曾提到，据守长城从来都不是最好的防御手段。只有拥有主动攻击游牧民族的能力，才能够让他们远离长城，不敢轻言南下。因此在经历匈奴单于本部、右贤王部，对河套地区的这次围攻战后，一场仍旧由卫青领衔的，将战火烧至蒙古草原的春季攻势——漠南之战也很快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