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1/3

与匈奴经常在秋季对汉帝国边郡发起攻击有所不同，汉帝国反击匈奴之战，往往选择在春季。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我们上节也说了，此时匈奴的人力、畜力都处于最弱的时期，这个时候前去攻击匈奴，可以算得上是乘虚而入了。当然，气候对双方都是公平的，汉军所倚仗的马匹，也同样不可能在冬季吃到优良的牧草，以保持体力。也就是说，如果只是象游牧民族那样，靠天吃饭的话，汉军此时也并没有比较优势，主动出击匈奴。

然而对于农耕民族来说，却并非完全靠天吃饭。与匈奴逐水草而居的方式不同，汉地的战马来说，可以依靠由粮食作物所调配而成的“精饲料”，来常年保持体力。当然，这样做的花费也是巨大的，仅从饲料成本来看，一匹战马所耗费的粮食，就会是单兵的四——五倍。而在长途奔袭中，为了保证机动性，往往一名骑兵需要配备不止一匹战马。这样算下来，如果没有强大的农业基础与储备，中央之国是很难有足够的本钱，对游牧民族展开反击的。也正因为如此，汉帝国才在六十多年后，才有足够的力量对匈奴展开战略反击（汉帝国甚至会专门种植供战马食用的大麦）。

事实上，发生在公元前129年的春季的这场反击战，并非是汉军第一次对匈奴发起春季攻势。尽管在之前的60多年中，汉帝国整体处于战略防御状态，但也并非在军事上，一味处于防御状态。只不过，那时的进攻，更应该被视为防守的手段，或者说以攻守，战略上并没有指望把匈奴人赶回老家去。偶尔发起的反击，一般是在匈奴发起秋季攻势之后，次年的春季主动出击一下，以显示自己在汉匈对抗中，也有一定的主动权。真正以匈奴发起攻击之后，迅速反应，向对手纵深攻击前进的，这算是第一次了。

从宏观角度看，这当然是因为此时的帝国，已经决心掌握汉匈之战的节奏了（撑握战场的主动权）；微观一点看，也可以理解为汉武帝在马邑之围失败后，急于寻找匈奴主力决战。不过单从技术上看，这种迅速反应也有它的道理。前面我们也说了，秋高马肥才是匈奴南下的最佳时机，如果他们在初春就急于入寇帝国边郡的话，十有八九表明此时的匈奴，正因为气候原因，遭受了难以承受的损失。如果汉帝国此时正处于蓄势待发的状态，没有理由放过这个“帮助”匈奴雪上加霜的机会。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帝国并无可能集结太多的军队。所能调动的，是那些常驻边郡的常备军。从战役部署上看，出击的汉军共分为四路，每路一万骑兵。由东至西，分从上谷、代郡、雁门、云中，四郡出击，各自为战，寻找匈奴人接战。结合地理结构来看，这相当于燕山西南角的宣化盆地，到河套东部的前套平原一线，对阴山一线的匈奴力量发起全面反击。

在一些军事爱好者看来，汉军这种分兵出击的方式，无异于“找死”，在他们看来，集中优势兵力，一路出击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尤其是在地理、环境情况复杂的区域）。问题是，此时的汉军，并无法明确匈奴主力在哪，也无法短时间集结足够的兵力，排兵布阵下战书与匈奴决战（这还得对方愿意）。他们也能判断出的信息，就是那些分散在山谷之中越冬的匈奴部落，此时正遇到了大困难。如果此时出击的话，他们分别所要面对的匈奴人，无论从数量还是战力来看，都不大可能有优势。

实际上对于汉军来说，判断匈奴主力的位置，永远是一个难以做到的问题。因为这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并非象农耕民族那样，定居于一片土地上。也正因为如此，在战前根据匈奴各部的大致游牧区域分划战区、数路出击，成为了汉匈之战中，汉军所最常使用的战术。而战役的目的（尤其是在帝国无法立足草原地区），也并非攻城掠地。斩获敌人首级的数量，几乎成为了记功的唯一标准（同时也要考虑己方的损失）。只不过，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对于象李广这样守土有功，能够威慑对手不敢轻易南侵的将领来看，就未必有足够的斩获来加官进爵了。

说到汉匈战争，除了卫青、霍去病这两个幸运儿之外，悲情英雄的代表——李广也是绝对不能绕过的人物。通常情况下，发生在公元129年春的这场战役，会称之为“龙城之战”。然后，真正发生在匈奴信仰中心——龙城的这场战斗，只是整个战役的一小部分，也是唯一取得胜绩的战斗。

我们刚才也说了，这是一场四路出击，各自为战的战役。除了卫青之外的另外三路，都没有获胜。其中一路未遇匈奴部，无功而返；另两路则折损大半兵力之后，落败而归。不过，从个人英雄主义的角度来看，率军从雁门出击的李广，却写下了神奇的一笔。在兵败、负伤被匈奴俘获之后，李广成功的从押送他的匈奴骑兵手中逃脱，并且在摆脱数百追兵之后回到了汉朝领土。

尽管李广这次的超人这举，实际上也为汉军立威，并间接为汉朝边郡的安全贡献了力量（“匈奴畏服，称之为飞将军，数年不敢来犯”）。然而这场战役的主角，注定是直捣龙城的卫青。那些卫青所攻击的“龙城”到底在哪，这场战役对于汉匈战争地缘结构的影响究竟又在哪里，我们明天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