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入侵阿姆河流域的力量来自于北方时，阿姆河——卡拉套山之间这片绿洲、草原交错之地，通常会有机会作为一个整体，帮助这些强悍的游牧部落沉淀下来，并与原有的绿洲土著融合出兼具农、牧优势的新政权来。对于这片帮助北方游牧民族完成定居化进程的土地，有一个专属的地缘名词——粟特。对于中国人来说，粟特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如果你不是很熟悉历史的话，那么安禄山、史思明总知道吧？还不知道……那么安史之乱呢？杨贵妃呢？好了，不卖关子了。造成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就是由迁居中央之国的粟特人所引发的。
安、史二人能够对中央之国的历史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本身与粟特地区的地缘结构无关。这一后果的产生，更深层次的根源在于唐帝国过于依靠军政独立的“藩镇”来统治边缘地区有关。从这个角度看，没有安、史二人，最终也会有其他藩镇军事领袖去挑战中央政权。然而，这种授权藩政也不能说完全错误，在实际操作中，他也使得唐帝国的军事力量更具有攻击性和扩张性（所以唐帝国在西、北方向的扩张，要比汉帝国更甚。而这还是在外部压力大于汉帝国的情况下所取得的）。在帝国中央政权尚能掌控局势时，使之成为帝国强大的保障。相比之下，吸取唐帝国教训的宋王朝就显得内敛的多了，避免出现军政独立的藩镇，成为了宋王朝的立国理念。至于说两种做法谁更有好，是一件很能用是、非结论来评判的事情。只能说，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前者的风险在于，王朝崩溃的风险通常来自于内部；而后者则在对外扩张以及抵抗外部压力时，显得低效。
言归正传，唐帝国的历史并不是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重点，引出安史之乱来，只是想接近大家与这片“化外”之地的心理距离。事实上，安、史二人本身也的确与我们今天的内容有直接关系。因为这些粟特人，就是在“阿姆河——卡拉套山”之间完成定居化进程的大月氏人后裔。在中国的历史中，有一个更精确的标签，来从“人”的角度为之进行归类，那就是“昭武九姓”。
以姓氏作为标定族群归属并非为华夏文明所特有的文化。只不过，强烈的农业背景，使得华夏民族在技术上更机会维系这种血缘传承罢了。如果是居无定所，且部族关系随时处于丛林法则状态的游牧部落，一个姓氏或者家族要想流传有序的传承下来，就非常困难了。对于大月氏人来说，他们的后裔能够有机会在粟特区，形成血缘印记明显的九个聚集区，与粟特地区的地缘特点是分不开的。那些分布于各个河谷的绿洲农业区，天然就具备独立性。在没有强大政权将之统一时，这些具有相同民族背景的绿洲，在政治上也很容易成为相互独立的“国家”。按照中国历史的记录，这些试图以大月氏人后裔之名，接近与唐帝国关系的粟特人，被分为：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等九个国家（或者说部族）。其中康、安、曹、米、何五族，分布于撒马尔罕，也就是泽拉夫尚河中游一带；戊地则在布哈拉一带，也是就泽拉夫尚河下游绿洲；塔什干所处的奇尔奇克河绿洲，属于“石国”之地（后来引发怛罗斯之战的国家）；而史国则占据了卡尔希河流域最有可能成为绿洲的山前冲积扇地区。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帖木尔的故乡“渴石”地区。在此不妨做一个有趣的假设，如果是来自中央之国的宋王朝或者明王朝，而不是蒙古人在中世纪将帝国扩张到中亚地区的话。那么，象帖木尔一类的中亚土著，在试图崛起时是会更愿意追溯到与中央之国地缘关系更亲近的“大月氏人”，还是象现在这样以蒙古黄金家族成员自称呢？
历史已经发生了，再多假设也只是为了活跃一下大家的思维罢了。回到粟特问题上来，相信有朋友经过简单的数字计算，已经发现在我们刚才的内容中，还少了一个隶属“昭武”体系的国家，它就是“火寻”。这个同属大月氏后裔的国家，并非是在“阿姆河中游北岸地区”的泽拉夫尚河、卡尔锡河流域；也非是在“锡尔河中游北岸地区”的奇尔奇克河附近。它的位置是在阿姆河下游地区。这样一个位置，意味着这支月氏后裔所处的地区位置图兰低地腹地，无法得象他们同根生的兄弟部族那样背靠天山山脉。而从地缘结构上看，火寻国所寻求发展的空间，并不属于粟特板块。而是属于“中亚河中地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阿姆河下游及三角洲地区。
在低地几乎意味着沙漠的中亚地区，要想在一条河流的下游地区立足，建立一个足以对抗周边板块压力的政权，是一件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能够支撑火寻在阿姆河下游立足的基础，在于阿姆河充沛的水量。在包括草原地带的中亚板块中，由天山、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脉这三大高地，合力集水打造出来的阿姆河流域，所蕴含的水资源潜力是十分巨大的（没有过度开发之前，年径流量超过600亿立方米）。其年径流量相当于中亚排名第二、三位的另两条大河：锡尔河和伊犁河的总和。如此丰富的水资源，加上相对较低的纬度（意味着更多的光热资源），使得阿姆河流域成为了中亚的农业中心。除去天然受山地庇护的中、上游地区以外。穿越沙漠之后的阿姆河，仍然有余力在注入咸海之时，漫流出大片湿地——阿姆河三角洲。
实际上在伊犁河以及锡尔河注入巴尔喀什湖、咸海之时，也同样因为流速骤减而沉积出了三角洲平原，只不过这两个三角洲并没有机会在地缘政治舞台上，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这种差异取得于两点，一则阿姆河的水量更大，所形成的三角洲平原体量也更庞大；二者阿姆河三角洲的气候环境更加适宜进行农业开发（无霜期超过200天）。鉴于这两点，阿姆河三角洲地区如果得到充分开发的话，其农业、人口潜力并不会比中游地区差。问题在于，这个中亚难得一见的，即远离高山，又体量巨大的三角洲平原，地理位置有些孤独。与依附于天山山脉的阿姆河、锡尔河中游地区相比（这使之天然成为了商路的一环）。荒漠、咸海环绕的阿姆河三角洲，本身很难成为东西方交流通道上的一环。这不仅使得阿姆河三角洲，很难象泽拉夫尚河流域那样，额外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更会因为它的边缘位置，而延缓它的大规模开发时间。
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源来说，我们很难确定被归入昭武国家的“火寻国”，是否真的占据并开发了整个阿姆河三角洲。因为从地缘位置上来说，对这片湿地感兴趣的并不止于已经在阿姆河中游站稳脚跟的月氏人。控制锡尔河下游及哈萨克丘陵地带的，隶属欧洲游牧体系的康居人，除了向东渗透天山山麓以外，也不会无视这片相隔并不遥远的，孤立于荒漠之中的湿地。作为锡尔河、阿姆河的共同归宿地，康居人如果沿着咸海东岸向南，渗透并驻牧于阿姆河三角洲，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事实上，在现有的地缘政治板块上。已经被归入乌兹别克斯坦的阿姆河三角洲，实际上是一个半独立的行政区。居于其上的“卡拉卡尔帕克人”，就是在19世纪从锡尔河流域迁移而来的游牧部落。鉴于他们有别与现代哈萨克人更多的亲缘关系，苏联人为他们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行政体系下，设置了半独立状态的“卡拉卡尔帕克共和国”。
尽管阿姆河三角洲平原，具备大规模农业开发的潜力，但历史上这片三角洲的命运，通常是由位置建立在其东侧阿姆河下游河谷两侧的绿洲城市所掌控的。如果要具体到城市的位置，那就是努库斯东部的“乌尔根奇”一带。以地缘结构来说，乌尔根奇及其东侧狭长的下游河谷地区，即是阿姆河三角洲通往阿姆河中上游地区的必经之路，也可以充当阿姆河三角洲的土著，防御中上游地区渗透的门户走廊。最终的角力结果，很可能是双方各据一半。这一点，在今天乌兹别克的行政版图上也同样得到了体现。阿姆河三角洲平原以东的下游河谷地区，一部分为其东端的“布哈拉”所控制（布哈拉州）；一部分则归属以乌尔根奇为中心的“花剌子模州”。而鉴于“花剌子模”这个地缘标签曾经的辉煌，它也成为了“阿姆河下游及三角洲”地区的地缘标签。就现有的行政区划来说，我们可以大致认为它是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卡拉卡尔帕克共和国”。
对于中亚历史或者蒙古帝国扩张有所了解的朋友，一定会对“花剌子模”这个国家印象深刻（蒙古人在征服花剌子模王朝时，曾经屠杀了上百万居民）。在蒙古人征服中亚前，这个以“阿姆河下游及三角洲”地区为根基之地崛起的中亚国家，刚刚向东统一了整个阿姆河流域。并向南征服了并短暂控制兴都库什山脉及波斯高原的国家，这也直接导致了“阿姆河下游及三角洲”地区，被贴上了花剌子模的地缘标签。要不是如此倒霉的遇上了史上最强大的游牧征服者，也许花剌子模的高丨潮丨期能够更长久一些。
“阿姆河下游及三角洲”地区，直到13世纪初才昙花一现的迎来了自己的高丨潮丨，也体现出了这个板块的无奈。尽管同属于河中地区的一部分，但紧靠丝绸之路的粟特地区所发生的故事，要远比花剌子模地区更多。大月氏人入主粟特地区，就是一次重要事件。不过这些远道而来的游牧者，在占据粟特地区后，应当暂时不会将注意力集中于向下游地区扩张。因为相比之下，阿姆河南岸那些能够近距离承接高山来水的绿洲、草场会更具有诱惑力，拥有巨大财富的定居者也更多。而在这个方向上，月氏人的对手将是人口处于巨无霸级别的“大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