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渔猎民族与华夏文明的关系，以及在融合过程中，代表华夏文明向西、北方向所做的扩张工作，相信即使没有我们之前内容的多次解读，大家仅凭传统的历史知识，也能有自己的认识了。从本质上来说，中央之国向欧亚大陆腹地的这次扩张，与汉、唐两大帝国一样，都是农耕文明对游牧体系的一次“逆袭”。不过，就结果来说，清帝国是做的最好的。帝国的实际控制区域，要超出汉、唐两代。这其中起作用的因素有很多，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就蒙古高原、西域，以及青藏高原腹地的渗透来说，渔猎民族本身对于这些边缘地区的适应性，起到了关键作用。具体到“人”的因素上来说，满洲人本身的“夷狄”出身，让他们无论从自己主观愿望，还是对方的客观接受底上来说，都更容易与那些边缘民族之间取得政治、文化上的共识，并最终促进中央之国的地缘结构，发生质的变化（想想清朝皇帝，大多能说几族语言，并有意识的接受各种宗教，相信大家就能够更理解这一点了）。
其实对于中央之国和华夏文明来说，整体的经济实力和文明程度，从来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地缘博弈的结果，并不仅仅是由GDP和文明程度来决定的。对于华夏文明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国家、族群或者文明本身太过强烈的农耕属性，使得他即使在整体实力对比上，拥有对边缘地区的压倒性优势，也很难真正把这些实力转换为军事优势，并体现在对边缘地区的扩张上。从这点上来说，导入一定对边缘地区更有适合性的外来基因，对于整个中央之国的成长来说，是有益处的。事实上，中央之国的形成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导入、整合边缘文化的过程。在我们已经解读过的历史时段，原来被排斥在华夏文明之外的秦、楚文化，都有过类似的过程，并且凭借他们的边缘基因，为中央之国后来的核心区，吸收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板块。
回到欧洲大陆的西端。俄罗斯帝国向草原的扩张，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次农耕文明的反击。从经济层面上来说，沙皇俄国的建立，相当于在东欧平原上掀起了一场农业革命。尽管从阶级感情上来说，我们所曾经接受过的教育，会引导我们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沙皇俄国的“农奴制”。但对于地缘结构一盘散沙，农业规模和技术都处于相当原始阶段的欧洲人来说，象俄国这种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并把大量人力资源，固定在土地上有计划的从事农耕经济的做法，已经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了。而这也是俄罗斯帝国最初能与整个西欧大陆对抗力量来源。
当然，对于华夏文明来说，完全有理由对俄国乃至整个欧洲的这一农业化进程嗤之以鼻。因为华夏文明的农业化进程，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完成了。问题在于，直到中世纪，整个欧洲的农业水平，无论在技术上还是规模上，都还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比如象华夏核心区那种精耕细作，能够利用一块土地进行不间断进行种植的做法，几乎不存在。那些欧洲中世纪的统治者和农民，对于农业的认识还处在很低级的阶段。每当一片土地因种植作物而耗尽肥力时，他们就是去寻找另一片土地进行耕作。而所谓的进步，也无非是进化到有计划的，在固定的土地上进行轮作（相反，农业化程度更高的中国人，就会利用各种积肥的方式，让肥力重新回到土地上去）。而对土地的利用效率上的差异，只是欧洲农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读并不是今天的重点。不过它已经能够给我们以启示了，由于没有强大的农业提供支撑，在俄罗斯帝国崛起之前，欧洲从来没有一个帝国，包括曾经强大的罗马、马其顿帝国，能够真正逆袭过草原游牧民族。
我们之所以要用“逆袭”这两个字，是因为鉴于双方的属性，游牧民族对于边缘定居区总是处于主动的。或者说，在古典时期的地缘博弈中，如果他们不对那些富庶的定居者（包括农耕、渔猎者）有想法的话，那些定居者并不会仅仅为了让自己有食谱中有更多的牛羊肉，就对那些草原产生想法的。真的要因为各种原因，需要将触角伸入草原的话，那就是“逆袭”了。
对比中央之国在东干草原的逆袭；俄罗斯帝国在西干草原逆袭。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双方都是凭借农业所提供的强大经济基础，再在技术和意识上，导入了一定渔猎基因来做到。所不同的是，在东方，渔猎基因是伴随着满洲人在中央之国取得政治领导权，自上而下的导入的。这种政治上的主动权，加上东亚核心区更为成熟、强大的农业经济实力。使得在政治上后发的清帝国（比俄罗斯帝国建国晚），控制东干草原，进入东、西草原博弈的中间线：阿尔泰山（西、南麓）——天山北麓山地草原的时间，要远早于俄罗斯帝国。
不过，在整个欧洲技术崛起的大背景下（即使没有正式进入工业时代，欧洲人在火器以及军事理论上的进步，也已经与固步自封的清帝国和游牧民族，不在一个层面了），19世纪后半叶俄罗人最终也还是推进到了天山北麓。并与中央之国，合力完成了对欧亚草原的分割。值得口味的是，这种分割一开始是以一种无缝对接的方式而完成的。然而在这个世界被各种性质的“革命”完全带出古典时期后。蒙古高原和中亚草原又分别从两大帝国当中分裂出来，在政治上完成了独立。只不过，在今后的历史中，这些曾经深刻影响欧洲大陆文明进程的草原之地，注定只能成为地缘博弈中的配角了。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上，既然我们认为俄罗斯帝国或者说斯拉夫人，在草原西端的逆袭，大的地缘背景上取决于俄罗斯在农业经济上的进化。那些被我们认定为“渔猎”基因导入的哥萨克人，其所起的具体作用，是否与东方满洲渔猎基因的导入相同呢？从技术上来说，其实这其中还是有很大不同的。简单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中央之国的这次导入，所引发的影响是战略层面上的影响；而哥萨克人的产生，对于俄罗斯帝国来说，则是战术上的导入。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渔猎基因的满洲人在中央之国所取得的是政治领导地位。这使得他们更多的是在凭借自己相对更开拓的思维方式，来调配中央之国的资源来实现对东干草原的控制；反过来，哥萨克人就没有那么好的命了，这些自由人血液所孕含的渔猎基因，对于俄罗斯帝国来说并没有政治上的影响。其价值仅仅体现在，他们在草原的适应度，以及不逊色于游牧民族的机动力、战斗力。这些特点，既能够让他们为俄罗斯帝国在草原上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也能够让他们代表欧洲系的斯拉夫人，在人口覆盖上逆转亚洲突厥游牧民族，在草原上的优势。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打的赢，占的住”。
现在问题似乎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将哥萨克人的族群属性定义为“渔猎”是否合适？对于这一点，前面也已经有朋友提出了异议。毕竟哥萨克人最初的来源，很大程度是从俄罗斯帝国逃亡的“农民”（农奴）；而后来哥萨克人看起来也在南俄草原，甚至西伯利亚南部草原稳定下来了，开耕出大量农田了。不过，定义一个族群或者文明（文化）属性的基本标准，并不在于此。而在于这个族群文化中最本质的部分，到底源自于哪一种生产方式。这就好像现在的华夏民族，即使因农耕所产生的GDP在整个国民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很低了。但华夏民族之所以能够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属性，还都产生于几千年来稳定的农耕生活。这一点，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不会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而产生质的变化；也不会因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拿来”了多少东西而改变。除非承载族群特点的那些载体，如有利于降低内部文化分裂（因方言）倾向的汉字；能够让族群内部所有人上溯到共同祖先的姓氏；记载农业文明记忆的节气等尽数消失。
对于哥萨克人的祖先来说，无论他们在逃入南俄草原之时，是否想过在这片黑土地上，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农场，客观现实都不允许他们做到这一点。在游牧民族占优的草原上，一块土地是否能够耕种，并不取决于土地本身是不是能够种出庄稼来。这些草原的主人，会让华北平原上那些未治理的河流一样，用自己的方式粉碎你的播种计划。因此最初流入南俄草原的斯拉夫人，按现在的定义来说，可以说只是靠天吃饭的“盲流”。原始定义的从河流、植被中收获食物的“渔猎”方式；以及被我们延伸定义过的，从他人手中劫掠的“渔猎”方式，都是这些斯拉夫所用以谋生主要手段。
事情出现根本改变的契机，出现俄罗斯帝国的崛起后。帝国崛起后那种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农业化进程，逼迫更多的斯拉夫人逃出了南俄草原成为“自由人”。这无疑使得在南俄草原上从事“渔猎”生活的斯拉夫人群体，与突厥游牧部落之间的实力对比出现了偏向斯拉夫人的变化。这些开始以哥萨克人自称的斯拉夫人，开始有力量在南俄草原上开耕并保卫属于自己的农场。由此，从结果上来看，哥萨克人为斯拉夫人所做的事情，似乎与美国西部大开发中，那些武装过的农民很类似。那么哥萨克人能够如此独特的在历史中存在过，是否是因为他们是一群武装过的农民呢？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开发美国西部的那些美国人，并不会被单独认定为一个特别族群的原因所在。至于为什么，今天有点晚了，我们明天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