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张骞是被休屠王部截获，并被扣留在石羊河流域的话，那么他在出逃时，就必须穿越一座非常著名的地标——焉支山（燕支山、胭脂山）了。相信绝大多数人，是从匈奴人失去河西走廊后所传唱的那两句歌谣：“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中，知晓这座河西“名山”的。其实从地理结构来看，所谓“焉支山”也是祁连山脉的一部分。只不过和祁连山脉内部，那些老老实实遵循东西向原则排列的山体来说，焉支山的发展方向有些异样罢了。和乌鞘岭一样，焉支山也固执的向东北方向偏移了自己的走向。只不过前者最终成为了河西走廊与陇西高原的地理分割线；而后者则成为了横断河西走廊的一个显著的地理特征。
我们也可以从水系的角度，来理解焉支山和乌鞘岭对河西走廊的分割作用。二者突兀的存在，对山体两侧的水流也形成了自然分流。乌鞘岭所分割的是黄河、石羊河水系；而焉支山分割的则是石羊河、额济纳河水系。很明显，这样的地理结构，会让河西走廊内部，有机会形成相对独立的亚板块。在汉帝国征服河西走廊之后，焉支山东部的石羊河流域就建制了河西四郡中的“武威郡”（公元115年）。而焉支山以西部分，一开始只是被笼统的建制为了“酒泉郡”（公元121年），只是一会我们就会分析到，焉支山以西部分远非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进一步分拆实属必然。
对于匈奴人来说，横亘于河西走廊当中的焉支山，并不一定会成为一条地理分割线。因为游牧生活需要利用山体阴阳两面温差对牧草生长的影响，来转换牧场。然而对于习惯于稳定农业生活的农耕民族来说，类似这样山体的存在就很珍贵了。除了承担行政区的天然分割线以外，军事家也会毫不犹豫的依靠山体，建立一系列防御体系。如果翻越山体的通道，只是山口、峡谷的形式存在，那么依山而建的防御体系，更多的会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口而存在（这类通道，我们称之为“战术通道”）；而如果山体结构并不是那么紧密，防御纵深比较大的话，比如象南阳盆地与华北平原之间那样（方城夏道），那么军事家一般就会和政治家相互配合，在此营建一些军、民两用，有自给能力的城邑作战略防御（这类通道，既为战略通道）。
就地理结构来说，呈断块状的焉支山无论是内部，还是与祁连山主脉之间的连接都不算紧密。因此在已经在河西走廊生活了十年之久的张骞，应该还是有足够机会躲避开匈奴游骑兵，穿越焉支山进入额济纳河流域的。当然，我们刚才也说了，要是占据河西走廊的是汉帝国这些的农耕政权，张骞碰到的麻烦可能就要更大了。事实上，后来汉帝国在焉支山与祁连山之间屯田驻军，建制了一个战略级别的防御据点——骊轩（县）。相信很多经常看新闻的朋友，对这个名字应该会感到有些熟悉了。在各地都热衷于牵强附会，挖掘历史来发展旅游经济时，骊轩城所在的永昌县可谓是其中的佼佼者。因为依靠古城遗址所在地的，一些长相多少有点带欧罗巴基因的村民，并结合在故纸堆中翻出的，对骊轩驻军的一些描述。这个被华夏文明经营达二千多年的地方，竟然奇迹般的和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一个与汉帝国同时代的帝国——罗马联系到了一起。而那些带有所谓“罗马血统”的村民，为了配合相关炒作 ，也已经开始逐渐相信，自己的祖先是一来源于一支，在罗马东征中消失的军团。假如你没有看过相关报道，相信你也能很快百度到相关信息的。对于此类有所谓基因证据的炒作，我只能说，在河西走廊乃至整个陇山以西这片多方博弈之地，找点带有所谓“异族”基因的人，实在是太容易了。假如现在波斯或者阿拉伯板块，是这个世界上的优势文明区（而不是罗马文明所代表的西方），相信从逻辑和证据的角度来看，以波斯或者阿拉伯后裔来拉动旅游经济，要更让人信服。
就这个帖子的视角来说，用“历史”来为现实利益服务话题只是一个插曲了。可以肯定的是，关于骊轩罗马军团后裔的炒作，肯定无法把张骞他老人家拉出来做证据了。在张骞而言，“大秦”（罗马当时的称呼）只是他在西行过程中，听说到一个远在世界另一端的强大帝国。在业已存在的东西方贸易，以及后来以官方贸易通道形式而建立的“丝绸之路”中，这个帝国都是中央之国可以知道的商路的终点。对于张骞来说，他现在唯一要关注的，就是匈奴人的动向了。
不管张骞是在最初的行动中，就突破了焉支山；还是在十年之后才进入了额济纳河流域，他都注定还要在匈奴人的阴影下旅行一段时间。在匈奴浑邪王管辖的这片土地上，额济纳河及其上游支流，所覆盖的区域要比石羊河流域要更大。当然，以张骞的出使方向而言，他并没有必要绕到额济纳河下游，去考察一下居延海的水土情况。不过仅仅在祁连山麓的额济纳河上游地区，张骞也必须穿越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才能够完成一半的河西之旅。
和所有发源于山地的河流一样，额济纳河的上游地区存在许多原本独立的支流。这些由祁连山流下的河流，在祁连山北冲击出一片扇状的绿洲之后，再汇合成一条河流向阿拉善高原腹地渗透。在这些上游河流中，最大的是位于东西两端的黑河和北大河。如果不考虑已经渗出走廊带的额济纳河干流，我们其实也可以将反方向对流的北大河和黑河，理解为两条完全独立的河流。事实上，现在的北大河也的确没有汇入额济纳河，而是完全成为了一条由酒泉地区独享水资源的河流。在今后的解读中，我们会无数次的看到类似情况，为了获得更多的耕地，养活更多的人，那些在中游地区被断流的河流，并无法象它最原始状态时那样流到下游地区。随着这些横亘在河流中游，为农业蓄水的水库的兴建，那些面积更大的，古代名湖（海）也一个个的消失了。
要是追要溯源的话，张骞也许要为河西走廊乃至整个西域生态环境的恶化，承担最初的责任。就支撑华夏文明在古典时期优势地位的“农耕”生产方式来说，在提高土地承载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比原始的游牧经济，更为明显的影响了生态。当然，按现在的标准来看，古典时期的农耕技术，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还算是小的。真正的威胁来自于工业时代，在人类可以利用化石资源来带来的技术飞跃，对这个星球进行改造时。那些没有考虑到生态平衡的争功近利之举，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对生态体系的影响程度就要远超漫长古典时期的变化了。
回到额济纳河上游的话题上来。既然北大河与黑河流域之间相互独立，那么将行政中心放在任何一区，都有可能影响到对另一板块的经营。因此在最初笼统的将焉支山以西地区建制为“酒泉郡”之后，东部的黑河流域连同额济纳河干流地区（包括居延海），被分割出了河西四郡中的另一个成员——张掖郡。而北大河流域则成为了缩编后的酒泉郡核心区。
实际上，如果单从额济纳河流域的结构来看，张掖郡所在的黑河流域，应该更有机会成为汉帝国在河西走廊西部，最初的地缘核心。这不仅仅是因为黑河流域面积更大的绿洲，地理位置更接近河西走廊的地理中心（只包括额济纳河与石羊河流域）。更因为张掖在地理上的防御体系会更封闭。焉支山和祁连山的存在，为张掖地区的南、东两面提供的天然的保护。而在它最容易受到压力（包括自然力的侵蚀，以及游牧民族的威胁）的北部，与阿拉善高原之间，也有一条与黑河平行的山体——龙首山帮助防御。这个一个三面有山可依，中间水资源相对更充足的板块，显然更容易打动行政规划者。如果按照这个思路的话，汉帝国在河西走廊西部最初的建制，应该就是“张掖郡”了。
然而历史最终还是第一时间选择了北大河流域的“酒泉”，来承担河西走廊西部地缘核心的重任。之所以会有这种安排，我因为我们一直在说的河西走廊西段，也就是额吉纳河上游地区，其实只是河西走廊的“中段”罢了。刚才我们也说了，即使张骞安全走过北大河流域，他也不过是在河西走廊走了一半路。要想完全走出匈奴的直接控制区，他还需要再横穿河西走廊的下一个地理单元——疏勒河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