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还无法得知，大月氏人在经营河西走廊时，有没有对这些绿洲做一定的农业开发，农业生产又在其中占据了多大比例。但能够稳定下来，并营造永久性工事抵御来自蒙古高原的入侵却是可以肯定的。也就是说，此时的大月氏人，即有着游牧民族的机动性，又有着农耕民族在防守上的技术特点。加上匈奴人在河套地区，始终无法获得稳定的支点，大月氏人最起码在进行防御时，会有很大优势。这种防御上的优势，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转换为进攻上的优势。因为以大月氏人的实力和战术特点来说，想想攻入漠北，成为蒙古高原之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如果大月氏人，想渗透河套地区时，在距离上却比漠北的匈奴人更有优势。如果匈奴人在与中央之国争夺河套地区时，不想被人背后捅刀子的话，通过外交手段与大月氏人暂时维持和平就变得十分有必要了。这应该也是，为什么匈奴人曾经会送质子给大月氏的直接原因。

对于两线作战的国家来说，在先解决哪一个对手的问题上，并没有标准答案的。不过通常情况下，你总是要避免两线作战。既在一条战线上用外交手段稳定住对手，集中精力对付另一对手。在取得最终胜利或阶段性成果之后，再反过手来解除前者的威胁。在汉帝国与北线匈奴，南线诸越王国的博弈中，这种策略无疑使得汉帝国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相反，自信心极度爆棚的秦帝国，在外战上的两线作战，无疑加速了帝国的崩溃。

同样面临两线作战的匈奴人，也同样采取了和汉帝国一样的策略。事实上，看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究竟选择哪一方作为主攻对象，不光要看自己的情况，也要看对手的变化。通常情况下，因为内部动乱，而消耗掉大量资源的一方，更容易成为对手直接攻击的对象。很不幸的是，最先让匈奴取得战略突破的是汉帝国。白登之围在战术上所造成的重大挫折，以及汉帝国不得不正视的休养生息问题，让帝国在面对匈奴之时，只能长期采取战略防守的态势。当然，幸运的是，汉帝国的体量足以保证自己核心农业区的完整，让匈奴人的战略优势仅仅维持在农牧分割线一带。

从匈奴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应该从来没有想过入主中原。对于这个游牧帝国来说，能够在河套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断从农耕区获得额外补给（和亲或劫掠）就足够心满意足了。这也使得匈奴人在战略上，不在面临两线作战的风险，可以集中精力解决大月氏人的问题了。对于匈奴人来说，大月氏人那丰美的草场，以及垄断东西商道所带来的丰厚利益，都是他们不断通过战争方式，试图占据河西之地的直接动力。当中央之国不在成为匈奴的威胁（甚至直接为匈奴人提供战略补给），河套之地可以让匈奴人无限接近大月氏人时，大月氏人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匈奴人对于河西走廊的占领，并非是通过一场战争完成的。经过之前对河西走廊的粗略分析，我们知道，这个板块其实是由相互独立的几块绿洲组成的。不过，最迟在公元174，随着大月氏王在战争中为匈奴所杀，大月氏人就应该完全退出了河西走廊，向西迁移。而匈奴人对河西走廊的完全占据，也极大影响了河西走廊两端的板块生存状态。一方面，完全占据河西走廊的匈奴人，可以在西、北两面对汉帝国形成半包围之势，极大的增加了汉帝国的压力；另一方面，大月氏人的西迁，在西域乃至中亚板块，也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对于汉帝国来说，西域和中亚实在太过遥远了，那里所发生的一切，暂时并不会与中央之国发生任何关系。然后汉帝国却明显可以感觉到，匈奴人在占据河西之地后，对汉地的大规模侵袭愈演愈烈了，几乎达到了一年一次的密度。而在此之前，基于和亲政策的实施，匈奴人一般只是在大灾之年，才会集结兵力南侵，希望逼迫汉帝国提供更多额外的物资。

自白登之围之后，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以期待最终与匈奴的决战，一直是汉帝国的战略指导方向。帝国对于北方边境所倾注的资源，是被动随着匈奴人的压力变化而变化的。至于匈奴人在游牧体系内部的整合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暂时并不是汉帝国所关心的。与之相比，汉帝国更关心的，是内部那些诸侯能否真正融入中央集权体系，让帝国的战车更顺畅的运转起来。只有当这一切整合工作都做的差不多，国力恢复到高峰期后，了解游牧体系内部的结构，看看有没有机会通过合纵连横一类的战术，更有效的打击匈奴才会提上议事日程。

当经由“文景之治”，一切战略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到位，汉帝国开始迎来伟大的“汉武帝”时代时，针对游牧体系内部的分析工作，终于受到了帝国中央的关注。而曾经作为匈奴强大对手的“大月氏”，也第一次进入了帝国的视线。由此也拉开了汉帝国对匈奴战略反击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