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在古典时期，百越之地对中央之国的重要性，比蒙古高原和西域重要，可能会让一些试图恢复汉、唐雄风的朋友不解。说起来，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毕竟以古典时期的生产力和技术特点来说，华夏文明是无法在蒙古高原和西域获得足够的耕地，以支持自己存在的。事实上，如果不是游牧民族持续从西、北两个方面，给予华夏文明以巨大压力的话，包括汉、唐在内的强势帝国，甚至都不会作在这两个方向，寻找新的耕地的努力。因为在大部分的古典时期，最为稀缺的资源并不是土地，而是人口。尤其是在我们正在解读的时代，人口远未成为一种负担。在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尚存在大片未开发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政治层面的战略引导，普通民众并没有自然渗透的动力和压力。

外部威胁所带来的战争，通常是大规模人口迁徙的诱因。比如为了防御北方压力，而向那些有可能转化为耕地的草原地区迁入农业人口；因为不愿意受入主中原的边缘民族统治，而向长江、珠江流域南迁等。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这两种情况下所导致的人口、文明扩散，是最为常见的。只不过，并不是每一次迁移都是成功的。能不能沉淀下来，不仅取决于你对土著居民是否有战略优势，更取决于这片土地，适不适应农耕文明。从这个角度说，华夏文明对百越之地的融合，比之在西、北方向做的那些尝试要成功的多。前者已经完全成为华夏农耕文明的一部分，而后者直到现在还处在文明融合期。

汉帝国对于百越之地的征服，很显然不是出于获得更多的耕地。事实上，这种关注是互相的，既不仅汉帝国在关注这些边缘板块，这些边缘板块上的王国，也在时刻关注着中央之国的局势变化。之所以会形成这样微妙的关系，很大程度是因为百越之地与华夏文明之间，已经形成了亲缘关系。系出春秋越国王室的（于越），瓯越、闽越王国，与直接由南征秦军建立的南越国，身上无不带有显著的华夏基因。而秦帝国那超出常规的，基于四海归一理念，对百越之地所进行的大征服，更是让双方的潜意识里，都认为百越之地，迟早会成为中央之国的一部分。能够让自己选择的，无非是存在的形式罢了。

如果按照秦帝国为中央之国设立的架构，百越之地是没有任何选择的。那些百越贵族，除了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中，谋求一个位置之外，是没有机会继续体验山高皇帝远的快感的。这一点，那些直接系出于越王族的，瓯越、闽越王族，感受并不会比直接被秦军征服的南越部落要少。尽管秦帝国，暂时使用了羁縻的方式，将越国遗民的避难地——浙闽丘陵地带，纳入了帝国体系（在不动原有体系的前提下，变瓯、闽之地为“闽中郡”。并授信位份最高的闽越王为最高行政长官），但很明显的是，当帝国完成了对南越之地的直接征服后，是不可能单单放任东南方向这片山地，成为化外之地的。

与赣江下游的吴王后裔，在秦末战争中看到家族复兴的机会一样，偏安于东南山地的越国王族，也同样看到自己继续保持独立状态的机会。与百越之地一样，关东六国的遗民，同样不适应现在的生活状态。对秦帝国强大中央集权体系的恐惧，让大家不约而同的站到了帝国的对立面。也许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其实算是一种倒退，或者说“复辟”，但历史就是这样，总是在进二退一的磨合中前进的。

正是由于，对重新获取诸侯地位的渴望，被秦人封为“君长”的闽越王无诸，率领着越地诸部直接加入了灭秦的进程。当然，这些越人其实应该和吴氏家族一样，并没有参与到一线博弈当中去。他们的最大贡献，就是依靠自身的血统优势、政治影响力，稳定了长江以南地区，使秦帝国完全没有了，在楚地纵深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因为有了吴、越两族的表态，即使南征秦军有意回师勤王，也会掂量一下，自己有没有机会突破长江防线。在这种情况下，封关以自守，在乱世中谋得一个诸侯之位，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相比那些完全被秦帝国征服的地区，一直保持独立状态的瓯、闽之地会更有理由得到一个诸侯的位置。其实即使不直接介入的话，这些越国遗民也同样可以独立，不过在中央之国体系内，获得一个诸侯之位的诱惑还是很大的。这不仅可以让你有机会摆脱蛮夷的地位，重新成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更可以在新的政治体系中，获得一个合法的地位。当然，这一切还要取决于，你的站队是否正确。毕竟在秦帝国崩溃过，试图建立新体系的并不是一个人。幸运的是，这些久离中央之国政治舞台的越人，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们的回归之路上，当年的死对头，现在同病相怜的吴国遗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一直身处中央之国边缘，并识时务的向征服者表明自己价值的吴氏家族，拥有比越人更敏锐的判断力。这不仅保证了他们自己，在楚汉战争中选择了胜利的一方，也让越人在汉帝国的体系中，得到了一个“外藩”的地位（与南越国一样，属于朝贡体系的一部分。长沙国则是“内诸侯”了）。当然，越人也不一定要对吴氏家族感激涕零，所谓的“合作”，其实就是互相体现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吴氏家族同样获利不少。正是由于他们能够向胜利者，表明他们在越人中的影响力，才有机会在楚、汉两代，都谋得一个诸侯之位，并成为汉帝国体系内，难得能够善终的诸侯王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