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国后期开始，匈奴所代表的蒙古高原游牧势力，就开始向南渗透。其实游牧文化与农耕文明的交融，并非始于战国。事实上，华夏民族的原始基因，与游牧文化的关系，本身就十分密切。这种关系，在周、秦两代的崛起过程中就很容易看到。不过秦以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的地缘博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首先通过秦人的努力，中央之国开始转入集权式的社会结构，并将这种被归结为“大一统”的思维、组织方式，牢牢的根植在了文明的基因中。如果按照传统的归类方式，那就是中国自此进入了“封建”王朝时代。只不过，用“集权帝国”来形容这个延续了二千二百年的时代会更合适。

其次，在中央之国开始从封建“王朝”时代，转入集权“帝国”时代时，游牧文化也开始了质的跨越。简单点说，就是以蒙古高原为基地的，亚洲游牧文化，同样开始了集权的趋势。很难说，这种趋势没有受到农业文明的影响。只不过从形式上来看，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拷贝中央帝国的组织形式，来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从结构上来看，游牧政权更象是周天子时期的“封建”时期，既内部虽然尊卑有序，建立了等级制度，但每一个部落有享有自己独立的领地，彼此之间的关系处理，也类似于周王室还拥有控制力的时期。

如果说，中央帝国的真正建立、成熟，秦人的功劳大些，还是汉朝的贡献多些，可能还有些争议的话，那么实现蒙古高原统一的功劳被计在“匈奴”头上，应该就没有异议了。这个在战国后期，就已经在河套地区与赵国进行过精彩博弈的游牧民族，成为了第一个“草原帝国”的建立者（所谓“帝国”其本质就是权力集中使用，从这个角度看，统一蒙古高原的匈奴，就可以当得起这二字的）。

匈奴统一蒙古高原的时间，到底是在战国后期就已经完成，还是在秦汉相接时完成的，并不是一件十分确定的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刘邦击败项羽，得以建立汉帝国时，他所面对的匈奴，已经是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了。换句话说，这时候的匈奴，已经统一了东到大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北至贝加尔湖、南至阴山的蒙古高原。

其实象所有历史事件一样，匈奴帝国的建立，有历史的必然，也有历史的偶然性。说历史的必然性，是游牧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势必会出现统一的趋势；而说历史的偶然性，就是哪一个游牧部落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就要看“人”的努力了。这个解释，相信也有助于解答一些朋友心中的困惑，既到底英雄人物能不能决定历史（简单点说，就是看你怎么理解“历史”二字了。我在这里谈的，更多的是“历史趋势”，而不是谁顺应了这个趋势。）

作为活跃于蒙古高原的众多游牧部落之一，匈奴的起源之地一直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关系到匈奴帝国建立之后的结构划分。要想了解这一点，我们先要对蒙古高原的地理结构，做一个基本的了解。很多时候，对于大部分生活在低地的我们来说，高原的概念是很模糊的。其实高原只是海拔比较高罢了，身处其中，除了有可能会有高原反应以外（那也要高到一定程度），能直接感受到的高度，还是相对高差。山脉、丘陵、盆地、平原这些地理形态之间的海拔差，并不象它们的绝对高原那样吓人。从蒙古高原的地表结构来看，总的来说是一个被山脉切割的低缓丘陵地带。这些纵横于蒙古高原的山脉，也把蒙古高原表面，分割为一个个盆地或者类盆地区。而这些山脉之间的相对低地，则靠着收集周边山脉的河流之水，成为了一片片草原。

如果以山脉为切割，把蒙古高原划分为一个个地理单元的话，位于贝加尔湖南部，由外兴安岭（雅布洛诺夫山脉）、肯特山、杭爱山、唐努乌拉山、东萨彦岭围就的这片，位置居中的高原腹地，无疑是整个蒙古高原内部的核心板块。这个类盆地地带内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河流从多，且均匀分布。由周边山脉上流入腹地的河水，首先是汇集到了一起（色椤格河），然后向北注入了贝加尔湖。也就是说，从水系的角度来看，蒙古高原的这块核心板块，是被扇形分布的“色楞格河水系”均匀覆盖。这种地势低缓，水源充足的结构，无疑是有利于连片草原的形成的，这也让色楞格河水系地区，成为了众多游牧民族的驻地，而最初的匈奴部落，也正是活跃于色楞格河上游地区的一支游牧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