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埃及是最早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1979年），并一度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叛徒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约旦是阿拉伯阵营中第一个崩溃的。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结果，实际已经让约旦不再对“帮助”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抱有希望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结果，只是让约旦更加相信阿拉伯人无力对抗有美国支持的以色列罢了。正是因为约旦的这种“先知先觉”，让他们与巴勒斯坦人的矛盾，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之间，就开始激化。以约旦为基地，频频向以色列发动武装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和已经决定脱离泥潭的约旦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开始了武装对抗。约旦对境内巴勒斯坦武装的镇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甚至直接加速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和解。因为一直以强硬面目示人的阿拉伯世界领袖“纳赛尔”，正是在召开阿盟紧急会议，调解双方矛盾时突然离世的，去世时年仅52岁。如果纳赛尔还在的话，相信亦无法改变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结果，不过埃及和以色列的和解也许就要推迟几年了。
在约旦决定把“巴勒斯坦”武装和政治机构“请出”约旦后，巴勒斯坦人显然需要另寻一个可以让他们有机会向以色列人显示存在的国家做基地了。从地缘关系来看，与以色列接壤的埃及、叙利亚、黎巴嫩都具备这样的条件。不过有约旦的前车之鉴，埃及和叙利亚，显然也对接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这个烫手山芋感到头疼。一方面无论是出于阿拉伯“大义”，还是自己的利益需求，埃、叙两国都不可能象约旦那样，简单的把巴解组织推出去（三方都跟以色列有领土问题）。在这种权衡之下，实力最弱，发言权最小的黎巴嫩就成了牺牲品，为阿拉伯国家承担了接收巴勒斯坦武装和解放组织的重任。
如果说在约旦时，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武装最感到头疼的，是哈希姆家族，那么等他们到了黎巴嫩后，就该执政的马龙派头疼了。一方面以黎巴嫩南部，北加利利山脉为基地活动的巴解组织，不可避免的把以色列的注意力引到了黎巴嫩境内；另一方面从第一次中东战争时起，到巴解组织生根黎巴嫩南部之后，黎巴嫩已经前前后后接收了40万的巴勒斯坦难民（那时的马龙派也不过这么多人）。完整的军、政结构，以及人口基数，足以在百万级人口的黎巴嫩，打造出一个自行其事的国中之国来。对于这个风险，急于送“瘟神”的哈希姆家族是最有发言权了。
相比哈希姆家庭的顾虑，马龙派还有更深层次的担忧。因为在经历过第三次中东战争后，谁心理都清楚，想把以色列灭了，把巴勒斯坦人送回家园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些流散在各个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最终有相当一部分可能会需要所在国消化掉。可以想见，如果黎巴嫩日后，被迫消化掉数以十万计的巴勒斯坦人，会对原有的人口结构做出多大影响。这显然，不是马龙派所愿意看到的。
尽管马龙派在黎巴嫩，绝对可以算得上是资格最老的地头蛇，并且在立国之初，对比其他教派拥有相对的人口优势，但马龙派心里也很清楚，人口结构并非一成不变的。一旦你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下降到一定程度，政治权力也就不可避免的被削弱了。这一点，曾经在黎巴嫩地区和马龙派两分天下的“德鲁兹派”，应该是最有感受的了。
在黎巴嫩的历史上，盘据北部山区的基督教马龙派，和以南部山区为根基之地的伊斯兰教德鲁兹派，曾经是黎巴嫩地区地缘博弈的主角。在19世纪中叶，为了缓和双方的矛盾，奥斯曼帝国甚至将黎巴嫩分割为两个省，北部由马龙派管理，南部由德鲁兹派治理。不过这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走向了末路，真正在幕后主导局势的是法、英两国。基于历史和宗教关系，法国人当然选择成为了马龙派的强援；而英国人如果想在黎巴嫩有所作为的话，就只能选择当时唯一能和马龙派抗衡的“德鲁兹派”了。单就战略联盟的基础来看，显然法国人和马龙派之间的关系要更为稳固，这也成为了法国人在一战后建立法属叙利亚的一个信心保证（相应的，英国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培植了犹太人牵制阿拉伯人）。而德鲁兹派和英国人之间，却谈不上建立长期战略关系的基础，最终也被英国人放弃了。
之所以说英国和德鲁兹派之间，缺乏长期合作的基础，并非仅仅是因为德鲁兹派是一个穆斯林教派。我们在以后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如果一个穆斯林国家或者利益集团，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同样有可能与西方国家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简单点说，就是有重大利用价值）。只是就这点来看，却是德鲁兹派的劣势。因为在穆斯林世界里，德鲁兹派本身就是一个异类的不能再异类的教派，你几乎没有可能以和德鲁兹派的盟友关系，获得超额的利益。而如果把注意力，放在有圣裔身份的哈希姆家族，或者有运河之利的埃及身上，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德鲁兹派的异类首先表现在他的出身。这个在11世纪初，由一个正德皇帝式的哈里发“哈基姆”（埃及法蒂玛王朝第六任哈里发）所创立的教派，其教义是出自什叶派，因此也算是什叶派的一个支派。从常理分析，这位哈里发并没有动力创造一个新的教派。因为根据教义，谁担任了哈里发，谁就是真主在世界上的代理人，也即拥有了政教合一的最高权力。只是这个最高权力，其实是阶段性的。其权力和影响力，也会随着政治交替而消失。
很显然，这位离经叛道的哈里发，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政治领袖和名义上的宗教领袖。因此这位没事就喜欢微服私访，一个人骑着毛驴在荒野闲逛的哈里发（后来也是在一次闲逛中神秘“消失”了）。他希望自己拥有一个最高的宗教定位，永远的存在于臣民的记忆中。所以在哈基姆的设计中，自己才是真主在世界是唯一的代理人，或者说是真主的化身。即使他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也只是隐遁了（隐遁伊玛目）。这种相当于把自己神化的做法，当然不能为正统的伊斯兰教派所接受。无论是认为最高宗教权力可以归属于世俗政权领导者的逊尼派，还是认为这个名义上的最高权力，应该归属于阿里后人的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根本区别就是，教权高于政权。祭司阶层可以宗教的名义控制政权），都不会接受这点。
这位开宗立派的哈里发，对伊斯兰教的改造还有很多，比如不建清真寺、秘密传教等等（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这些离经叛道之举，更加使得德鲁兹派的教义，不容于正统的伊斯兰教。不过老话说“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以哈基姆“哈里发”的身份，创立一个新教派，还是吸引了一部分追随者的。而这些德鲁兹派教徒，在备受排挤之后，最终也和同样被边缘化的马龙派、阿拉维派一样，选择了在西亚裂谷带的山地中繁衍生息，并借助山地的保护，将香火延续至今。
与那些经过历史考虑的小社团一样，德鲁兹派能够在被边缘化的情况下生存至今，也利益于他们内部的团结。其中秘密传教，不得向外部透露自己教派信息的封闭做法，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相比其他的宗教派别，德鲁兹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规，使得他们在人数较少的情况下，能够在中东政局中发挥超乎自己体量的影响力。这个与众不同的信仰，甚至使得他们在和有法国人支持的马龙派，以及有更多外来人口补给的什叶派、逊尼派的竞争中落败，被迫大批迁出黎巴嫩南部山区后（到法国人正式入主叙利亚之时，都只有7%的比例了。现在这差不多也是这比例，在黎巴嫩，只能算是二流教派），仍然在阿拉伯半岛的地缘政治、阿以关系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至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又是如何影响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我们明天再分析（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花笔墨从宗教角度，分析德鲁兹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