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阿拉伯人放弃约旦河上游的截流工程，以色列的空中打击是直接的战术原因，但这项计划最终没有实施，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战略上。因为阿拉伯人始终无法在军事上，特别是空中打击力量上，对以色列形成优势。前面也有朋友问了，为什么阿拉伯国家不去打击以色列的水利设施，以消弱以色列的战争能力，这就是直接原因。

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对抗当中，军事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政治才是决定双方力量对比的关键。这里说的政治因素，即包括外部势力的干涉，也包括双方内部，是否能力形成合力。从内部结构的角度来看，犹太人的凝聚力无疑是强过阿拉伯人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犹太人只有一个国家，没有合作中产生的摩擦。更在于，基于拥有“祖国”的渴望，那些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能够从外部补给以色列。而阿拉伯方面的情况就要复杂多了。

说起来，国际政治发展到今天，一大特点就是以“国家”为政治体的主要表现形式，并且这种“国家”，有着明确的技术标准。比如，你必须在联合国拥有一个席位，并以此为法律基础，遵守或利用现有的国际规则。而在古典时期，所谓“国家”的概念，就不那么重要了。宗教、文化、人种、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等等因素，都有可能成为一个紧密政治体形成基础。就阿拉伯人的历史来说，宗教和民族之间的认同感，是要强过“国家”概念的。而在20世纪中叶，边界、主权分明的现代意义国家，开始分割整个地球时，那些之前国家观念不强的地区，在观念上也就存在一个转变过程了。

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宗教和民族认同感，向来都是最重要的地缘因素。当他们内部诸板块，不得不依照西方人的标准，包裹上现代意义的国家标签之时，并不能很快习惯这种分割。也就是说，在最初的时候，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普通民众的心目中，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利益，应该是置于所谓“国家利益”之上的。这也是为什么阿拉伯国家（甚至非阿拉伯系的穆斯林国家），会愿意联合起来对付以色列的根本原因，即使这个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不过既然“国家”这种政治板块划分方式，已经成为了国际标准，那么阿拉伯的政治家们，也必须开始面对这个现实，即你的国家利益，是否应该高过阿拉伯的整体利益。

当大家都开始过渡到以国家为基础考虑问题时，合作之间的消耗也就开始变大了。当然，通过国家同盟的方式，解决权力集中使用的问题，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不过比如各项资源，在一个国家内进行调配，同盟的力量始终是无法达到1+1=2的理想状态的。对于这一点，想必当年誓夺武林至尊的左冷禅心里是十分清楚的（也可以说金庸心里清楚）。否则他也不会在稳做五岳剑派盟主之位时，还是冒险将联盟升级为“五岳派”。若不如此，他如何有机会斗得过，令出一门，结构严密的“日月神教”。（相信力保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政治家，也十分清楚这点）。

单从争夺阿拉伯国家“盟主”的角度来看，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了，无论是沙特家族，掌控圣地的优势，还是哈希姆家族的神圣血统，都无法支撑他们窥伺盟主之位。整体的地缘实力，才是亘古不变的后盾。就这点来看，坐拥尼罗河三角洲、苏伊运河，集生存环境、区位两大优势于一身的埃及，无疑是盟主之位最有利的竞争者。而通过第二次中东战争，“夺回”苏伊士运河的掌控权，更加使得埃及，真正坐实了阿拉伯盟主之位。

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埃及应该是第二次中东战争之中的赢家，但埃及人心里很清楚，在军事上他们其实是失败的。如果埃及人想坐稳盟主之位，并在今后的日子里，带领阿拉伯兄弟们消灭以色列，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增强自身实力。当一个联盟中的带头大哥，能够和对方的实力对等时，那些小弟们的实力即使再不济，也可以在平衡的天平上，起到决定胜负的作用。当然，这种计算的前提是，小弟们不能跑到对方阵营中去。好在虽然从个体的角度看，的确有阿拉伯人为了利益，在为犹太人工作（比如内盖夫沙漠中的贝都因人），但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阿拉伯国家中产决不会有敢于站到以色列一边的国家（最多观望了）。

埃及人做大自己的方式，除了挖掘内部潜力，比如建造阿斯旺大坝，增加有效国土以外，开疆扩土也是一个办法。具体的办法就是，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合并成一个国家。正是在这种地缘背景下，由埃及——叙利亚组成的，并准备吸收伊拉克加入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1958年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