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在近代最先挑起阿拉伯民族复兴大旗的，是“哈希姆家族”。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如果阿拉伯世界，最终由这个世居麦加的圣裔家族做精神领袖，逊尼派和什叶派应该都可以接受。不过历史已经进入了20世纪，在这个世纪中，君主制显然已经走向了末路。民众更热衷于，能够让自己有机会成为政治游戏参与者的“革命”。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无论是仍然控制约旦、伊拉克的哈希姆家族，还是占据了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地，苦心经营“海湾君主国”体系的沙特家族，都显得有些落伍了。而那些能够以“革命”的形式，更换政权体系的国家，在制度和民众基础上无异更有优势。

最先在阿拉伯世界中掀起社会革命浪潮的是埃及，而这次革命的领导者，就是近代阿拉伯世界中，唯一真正能够称上领袖级人物的“萨达特”。1952年7月22日夜，一批埃及军官在萨达特的带领下，以军事政变的形式夺取了政权，并于次年宣布废除埃及的君主体系，建立共和国。在此之前，英国人在埃及所扶植的，仍然是他们至今仍然热衷的君主国，史称“法鲁克王朝”。即使不讨论制度层面上的优劣，一个新时代、新制度，一般情况下总是代表着更多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率。在这一点上，新生的埃及共和国也不例外。尤其是这次革命，本身就是由军官组织所发起的，因此不可避免的为埃及今后的外交风格，再入强硬的风格。

我们昨天也说了，无论埃及是着眼于国内建设，还是急于扩大它的国际影响力，尼罗河与苏伊士运河，都是它赖以生存、发展的两大地缘资本。对于挖掘尼罗河潜力这点来说，埃及人似乎能做的并不多。因为5000年来，尼罗河的自然规律早已为世人所知。每年6～10月河水定期泛滥所留下大量肥沃的河泥，会很自然的为农作物补充肥料。无论生活在尼罗河两岸的，是创造古埃及文明的先民，还是埃及现在的主人——阿拉伯人，都只需要感谢大自然的恩赐就可以了。不过，既然埃及人希望自己的地缘潜力，更上一层楼，就不能够只沿着前人固定下来的道路走了。为此，他们必须为尼罗河动一个大手术。

萨达特准备为尼罗河动的大手术，我们在埃及部分其实就已经分析过了，就是在尼罗河谷修建一道大坝——阿斯旺大坝。对于身处沙漠地带的埃及看来，让这些河水留在埃及境内，将沙漠变成良田，远比让他们白白流入大海要有用的多。在1971年，阿斯旺大坝建成之后（1960年动工），结果也的确如埃及人所愿，埃及的农业产值从此番了一翻。这意味着，埃及能够自给自足，养活的人口也成倍成长。从这个角度看，阿斯旺大坝相当于为埃及再造了一条尼罗河。当然，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阿斯旺大坝的建造，也改变了尼罗河两岸几千年来的农业规律。那些原本依靠尼罗河泛滥，就可以靠天吃饭的下游地区，就再也得不到那些饱含肥料的淤泥了（再想保证产量，就只能用化肥了）。而这些被截流在大坝北部的淤泥，也并没有为上游地区带来好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应该在下游入海口处形成的“三角洲”，转而在大坝的入口入成型了。这样的话，其有效库容就明显下降，所能带来的效率也就逐年递减了。

尽管阿斯旺水库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极大的改变了尼罗河下游的生态环境，乃至地缘结构，但如果让埃及人再选择一次的话，估计还是会选择建造，毕竟“水是生命之源”这句话，在阿拉伯地区更为接近真理。就如此浩大的一项工程来说，资金来源是最为重要的。同样为了解决“水”的问题，无论是采取修建地下管网，汲取地下水资源的利比亚；还是打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水淡化工程的沙特，都是在最终从石油上，获得额外利润之后，才有资本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的。

尽管现在石油工业，也是埃及的支柱产业之一，但比起那几个财大气粗的邻居，埃及那点油就不算什么了。不过埃及人有一个看起来，比石油更可靠的，巨大的财富之源——苏伊士运河。没有一件事情，比收取过路费来得更舒服的了。从古至今，无论是大喊“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的剪径强人；还是现在打着“收费还贷”旗号，垄断路权的收费公路，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试图一本万利的从物流渠道上获利。

如果19世纪中叶，法国人没有和阿拉伯人的前宗主土耳其人达成交易，挖通苏伊士运河的话，埃及人肯定还要头痛，怎么先弄到挖运河的钱。其实说起来，最初做为地主的“埃及”，也并非不能从苏伊士运河中获益。在最初的合作方案中，作为投资方的法国，所占据的是52%的股权，而埃及方面则分得了44%的股权。当然，这个股权，其实和埃及人没有太大关系，而是由他们的宗主奥斯曼帝国及其代理人所获得。当英国人试图控制这条东西方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时，他们的突破口也正是在埃及“政府”所掌握的这部分股权上。经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动作，英国人终于在1875年低价收购了埃及名下的那部分股权。由于法国人在最初的开挖过程中，吸收了很多民间资本参与，而英国则是以政府的名义收购埃及方面的股权。因此，在实际动作中，作为最大单一股东的英国人，实际上掌握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控权。

现在对于埃及来说，问题就要“简单”的多了。因为从技术角度看，开挖一条运河所需要的时间和资金，是无法因为主观意识减少的，而从政治角度解决所有权问题，很可能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对于1952年的那批革命者来说，他们要做的也正是这样一项政治决定，即从英、法两国收中，“收回”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让这条交通大动脉所产生的利益，真正为它的所在地“埃及”服务。

从战术角度看，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可以直接为计划中的“阿斯旺大坝”提供资金支持。因此也有人认为，是阿斯旺大坝的修建，导致了埃及要收回苏伊士运河。也有人认为，是西方国家因为埃及的“革命”倾向，中断了提供给阿斯旺大坝贷款计划（7000万美元），导致了埃及试图收回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以支撑大坝的修建。其实从战略上看，有没有大坝和革命，埃及人都肯定要收回苏伊士运河的。对于一个独立国家来说，让自己最大的财富之源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本身就是一个引发政治动乱的定时丨炸丨弹，任何一个窥伺政权者，都可以用这个理由来攻击在之方面无所作为的政府。而“革命”所带来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不用遵守之前的，在所谓“不平等”状态下所订立的商业条约，无补偿的以国家的名义，收回那些在外国政府及个人名下的资产。

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名义，剥夺前“殖民主义者”的利益，是上世纪中叶，民族独立者们通行的方式。所不同的是，并不是所有国家在做出这些政治决定时，都不需要付出代价。如果你的体量足够大，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当然可以更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了。正面的例子就是1949年以后，同样将外国资本收归国有的红色中国。事实上，即使当初不是出于保留一个对接西方窗口的考虑。即使立刻收回香港的主权，英国人也断然不会试图在军事上有所反应；至于在地球的另一端，同样是一条“海上交通大动脉”地主巴拿马，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当巴拿马的政治家，试图用收归国有的强硬手段，取得巴拿马运河主权时，他们所面临的，就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美国入侵巴拿马，1989年12月至次年2月）。尽管在1999年，巴拿马方面经过长时间的外交努力，貌似完全收回了巴拿马运河的主权。但它那强大的邻居，仍然保留有“在巴拿马运河的中立受到威胁和破坏时”优先通过和采取行动的权力。

注：战争结束之后，时任巴拿马总统的诺列加，一直被美国以贩毒的罪名，关押至2007年。非常“不幸”的是，这位前巴拿马强人，在被美国释放之后，现在又被法国人以“洗钱”的罪名收押了。

如果你想发动一场战争的话，总是能够为自己找到“正义”的理由，来掩盖自己真正的战略目的的。假如这些理由，只是针对个人，而不是谋求国家利益的话，当然是问题不大。只不过在现实世界里，无论是国家，还是政治家本人的命运，最终都不是由个人操守来决定的。单从利益的角度看，埃及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不仅在战略上可以提升国家的地缘实力，更可以直接为另一项国家工程“阿斯旺大坝”提供战术支持。而对于英、法两国来说，失去了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经济上的损失倒在其次，更标志着，这两个仍然拥有诸多海外利益（特别是英国）前世界强国，将很快失去它们的世界影响力。

假如埃及有中国的体量，那么英、法两国未必敢以战争的方式，解决苏伊士运河之争；而假如埃及只有巴拿马的实力，他的政治家也未必敢在刚取得完全独立地位后，那么快的作出强硬反应。正是因为埃及和英、法两国，都觉得自己的获胜的机会。苏伊士运河之争，才如此之快的以战争的形式，浮出水面。至于那个同所有阿拉伯人，有些结构性矛盾的以色列，也同样不会入过这样一个打击对手的机会。

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世人，犹太人是所有阿拉伯人的敌人。反过来，当埃及人成为英、法两国敌人之时，犹太人也就很自然的成为两个前“大国”的潜在盟友了。当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无法调解的矛盾，并不一定成为他们直接参战的理由。作为一项军性行动来说，他还是必须有很具体的战术目的的。这就好像很多人认为中国和美国，现在已经是战略对手了，但却并不表示，美国军事打击他的某个对手之时，中国就一定要介入一样（更别说军事介入了）。至于以色列为什么参战，他的战术目的是否实现，我们下一节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