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束宗教话题之前，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就耶稣基督开始向外族传教这件事情来说，我个人倒不认为怀有政治目的，毕竟在那些笃信宗教救赎的信徒心目中，将神的恩泽传达给他人，是一件向善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不认为在殖民时代，那些狂热的传教士本身，就一定肩负政治任务。不过些纯粹的宗教行为，最终被世俗权力所利用，也是不可避免的。就象那些传教士主观上，即使是怀着仁爱之心在布道，但客观上却还是为政治家主导的地缘扩张作出了贡献。
说到基督教开始影响政治结构，这个“功劳”还是要记到罗马人头上。因为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力和在扩张上的潜力，并没有随着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而消失，反而由此而让基督的追随者们，有机会建立完善的宗教体系。有鉴于此，罗马的统治者们，最终也发现，与其用“堵”的方式，来消灭这个生生不息的宗教。不如转而接受他，并使之成为稳定政治、社会结构的工具。毕竟犹太人所创立的“一神教”体系，在对内统一意识形态方面，比罗马人之前那不成熟的多神体系，要更有优势。当然，维持一个帝国的运转，光靠意识形态是远远不够的，罗马帝国最终还是崩溃了。不过帝国当年的这种“识时务”的表现，也为帝国当年的政治中心，留下了一笔丰厚了遗产。最起码全世界的天主教徒，都知道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为教宗所在。假如东罗马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没有落入穆斯林化的突厥人手中，并被更名为“伊斯坦布尔”。那么基督教的另一大支派“东正教”的最高宗座，也同样会生活在这座曾经的帝都之中。
对于希望了解宗教的朋友来说，也许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对一神教的发展、变迁，做一个解读。不过这个帖子的出发点，始终还是为现实世界服务的。就现有的解读来说，已经足以解释犹太人和西方世界那么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了。说起来，犹太人能够在西方世界显得那么特立独行，和基督教的传播也有很大关系。毕竟基督教在教义上对于犹太教的继承，让所有笃信基督的人，不得不认识这个民族，并将之区别出来。至于这种特别之处，是福还是祸，就不好说了。这就好像在东南亚的华裔一样，呆在泰国这种包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对生存其间的华人固然是好事。只不过时间一久，泰国的华族本身，也就消融于泰民族之中了（标志就是姓氏、中文，自我认知都几乎消失了）；反之在马来西亚这种，对华裔区别对待的社会环境中，传统的华夏文化倒是得以延续下来，并保持民族意识的独立。
很多朋友喜欢把犹太人和在海外打拼的华裔做对比（特别是在东南亚的华裔），认为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这种对比也不无道理，一方面双方在民族文化传承上，都有过人之处。在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和险恶的外部环境驱使下，习惯于以社团的方式生存；另一方面，由于客居他地，无法稳定的依附土地而生，被迫将重心放在流通行业之上。尽管从整体的环境来看，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客居他地的华裔都处在劣势，但当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行业时，却能够体现出局部优势。尤其是在土著民族，对这一块不够重视之时。
当然，双方所能够体现出优势的地区，也和所处地区的地缘环境有关。从宗教和地理关系来看，犹太人显然容易向西方社会渗透；而从中国外迁出去的华人，则更加适应在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东南亚生存。基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体系，是由大航海以后的基督徒所建立的。犹太人在西方商业领域所取得的成功，也水涨船高的形成世界级的影响力了。由此，犹太人的复国之梦，也变得越来越真实了。
犹太人试图复国，也算是个人尽皆知的秘密了。而在这个梦想得以实现之前，鉴于这种因为没有“祖国”而产生的不安全感太过强烈，犹太人在心理上对财富的渴望也比其他民族要迫切的多。毕竟，财富能够给犹太人更多的安全感。虽然这些财富的积累，有时候也会引火烧身，但如果犹太人不间依靠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优势，在民族内形成一个自闭、稳定的财富积累体系的话，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并不会比另一个流浪民族“吉普赛人”更强。
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当这个“世界”还处在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博弈之中时，犹太人其实是并没有什么机会回到迦南的。因为双方的博弈带有很深厚的“宗教”色彩，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将控制以耶路撒冷为核心的迦南之地，作为宗教战争胜利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所能做的最好选择，就是掩盖自己的复国愿望，游走于双方博弈的空隙之中，寻找商机、累积财富。
真正的机会，是在欧洲人对伊斯兰世界，取得压倒性优势之后。新航线的开拓和工业化所取得的技术优势，让欧洲的基督徒们，得以跳出原来的地缘圈，将这个世界变成欧洲人内部的地缘博弈舞台。在这种情况下，小小的耶路撒冷和迦南之地，已经不再是欧洲政治家们所关注的重心的。欧洲殖民者们瓜分世界的高丨潮丨，是在19世纪末。经过差不多400年的殖民史，这个星球上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可以供欧洲人去“拓荒”了。如果他们再想对地缘政治格局作出改变的下，下一步的重点就只能放在内部利益分配的重组之上了。而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真正浮出水面，成为一种有操作性的政治主张，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这一方面是因为是由于欧洲那种，周期性的，带有“剪羊毛”性质的排犹太潮，又一次达到了高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欧洲国家内部的矛盾，日趋激烈化。这也为犹太人在其间游走，提供了空间。
除却把“世界”的概念做大，让欧洲人的视线不再集中于所谓宗教圣地的争夺之上以外，几乎整个世界，都处在欧洲势力控制、影响之下的的现状，也为犹太人的“复国”梦想提供了另一个的机会。那就是，假如犹太人不是执着于一定要在迦南之地复国的话，他们有机会从那些数倍于欧洲本土的殖民地中分得一杯羹，建立一个全新的犹太国。当然，这种异地建立犹太国的想法，一定会受到那些认定迦南之地，才是犹太人“应许之地”的犹太人的反对。只不过，当一个民族被复国梦想折磨了二千多年后，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案，并非是不能被接受的。
在异地重建犹太国的方案中，非洲、美洲甚至中国的东北地区，都曾经被不同的犹太活动家们考虑过。只是相比于重返迦南之地的诱惑，这些方案始终无法在犹太人内部达成共识。毕竟支撑犹太人走过这三千多年历史的，是他们那引以为傲的犹太教义。而如果犹太人不能回到“迦南之地”复国，即使能够得到更肥美，更广阔的土地建立犹太国，也得不到上帝的庇护和救赎。因此分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在经过激烈的讨论交流之后，主流意见最终还是趋向于把返回迦南，作为奋斗目标。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的“迦南”，早以成为阿拉伯人所覆盖的“巴勒斯坦”了，犹太人并无可能，仅凭宗教上的理由，就游说欧洲政治家们来支持他们的主张。因此犹太人首先要做的，并不是向阿拉伯人表露他们的政治主张，而是通过各种手段，取得巴勒斯坦的居住权。当一个民族希望获得得一块被他族占据的土地时，无外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武力取得；一种是交换获得。以犹太人当时的情况而言，想靠武力渗透巴勒斯坦肯定是不现实的。至于交换嘛，这倒是犹太人的强项。当你把建立一个国家，当成一门生意来做的话，你就会发现，先按照商业规则行事，“买”进目标区域的土地，不失为一个曲线复国的好办法，前提是该地区承认个人可以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放在中国这种土地政策的国家，买也是白买）。当然，理论上即使你能够买到一个地缘板块，所有的土地产权，也未必能够建立一个国家。因为就一个国家的建立来说，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政治承认。如果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你买到再多土地，也只是一个大地主而已。不过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对于犹太人来说，如果你不能出现在那片土地上，并在人口比例上取得一定优势的话，所谓复国之说是无从谈起了。
如果当时的巴勒斯坦，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话，阿拉伯人应当会对此有所警觉。问题是，19世纪末的巴勒斯坦，名义上还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帝国的统治者们此时的重心，在于和欧洲帝国们的地缘博弈之上，并没有空闲去关心犹太人，在一块不属于核心区的土地上的商业行为（特别是在土耳其的的管辖之下，有那么多不同民族的情况下）。而就阿拉伯人方面来说，你也不可能让他们在还没有行政约束之前，就要求那些“地主”们，在面临一场有利可图的交易之前，优先考虑什么“民族大义”。其实就算是有国家、民族意识，你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成员，都将之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即使是巴勒斯坦人有强烈建国愿望的今天，这种交易也仍在犹太人尚未能通过战争手段全面控制的耶路撒冷中进行（城内还有20万左右的巴勒斯坦人）。在犹太人看来，不管通过什么方法，都不能阻止他们取回上帝应许之地的目标。假如犹太人允许偶像存在的话，倒是可以建议他们仿造“正义女神”（就是港片中，经常能在法院门口看到的那个）的样子，制一尊女神像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不过这个蒙眼女神的左手上，就不再是代表公平的“天秤”，而是代表财富的黄金；至于右手，倒是依然可以拿着那柄剑。只是含义不再是“正义”，而是“武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