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时期，每一次地缘结构的调整，基本都是通过战争的形式来完成的。这也可以看作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人类中的体现。只不过相比于动物，人类更善长于运用智慧和工具罢了。也正因为地缘结构的调整，多是通过军事行动体现出来的，所以军事家们的作用，往往更容易引起大家的重视。从这个角度看，秦国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也的确诞生了几位著名的军事家，他们所指挥的几次重大战役，直接帮助秦国完成了统一中央之国的任务。在这些将领中，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身处战国末期的白起、王翦以外，还有一位将领，对秦国的崛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位将领叫作“司马错”。
如果说白起、王翦战术能力出众，那么司马错却更应该被看作一位“战略家”。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在秦惠文王（秦孝公之子）犹豫要不要伐蜀时，力排众异劝说秦王伐蜀。而与之持相反意见的，就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两位纵横家之一“张仪”（还有一位是苏秦）。张仪的意见是秦国还是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传统的线路上，即挟收复河西之势，穿越崤函通道攻击韩国，以达到入主中原的目的。
张仪的战略，看似是比较安全的，毕竟这条线路，是居于渭河平原的政治力量，走出黄土高原的基本通道，当年的黄帝和周人都是这样走出去的。问题是这样做的风险，秦人其实也是很清楚的。战略上的风险是，秦国还没有能够把三晋，从山西高原南部赶出去，秦国如果希望置韩国于死敌的话，就有可能重新上演当年“崤之战”的那一幕；另一个对秦人不利的，则是政治上的风险。虽然三晋的内部已经产生分歧，但在面对秦国的进攻时，三晋又很有可能会重新联合在一起，并且秦国试图入主中原的想法，也会引起其他山东（崤山以东）诸侯的不安，毕竟这块蛋糕原本没有秦国的份。面对这个外来户的强势进攻，他们很可能也会和三晋站在一起（后来的事实也的确如此）。面这两个因素，秦国即使能够在战役中取得战术胜利，也很难将之转化为战略成果，即在中原大规模的开疆扩土。与直接东进中原的方案相比，司马错所提出的，先向南夺取巴、蜀之地（包括汉中），然后凭借汉江、长江的上游优势顺江而下，攻击六国中最为强大的楚国，就可以巧妙的规避掉这两个风险了。
首先楚国本来就是游离在华夏诸侯体系之外的“蛮夷”之国。尽管大家已经打了几百年的交道，楚国也算得上是中央之国的正式成员了。但从文化认同上来看，最起码在周人的世系中，楚人是很难和那些华夏诸侯们找到共同语言的（为了和周人对着干，楚人认了黄帝的孙子“高阳”这祖先，真要这样，周人的祖先那时还不知在哪呢），更何况中原诸国，大多数吃过楚国的亏。以楚国为率先攻击的目标，引发大规模联盟的机会是很小的。
另一个原因是在于蜀国，或者说巴蜀。与攻击韩国会引发连锁反应相比，攻击这两个边缘地区的边缘国家，根本不会引起其他诸侯的关注。那些山东诸侯们，至多也就是认为秦人又收服了几个边缘部落。
我们一直在说，高地对低地，上游对下游有地缘优势，而这个“地缘优势”是狭义的，即指“军事优势”。具体的优势是如何体现的，秦国在取得巴蜀之地后，倒是有一个表述的。当时秦王照会楚王，说到如果秦国的军队，在丰水季节从上游出发，只需要四天时间就可以到达南阳盆地；而如果从长江上游出发的话，也只需要五天时间就可以进入江汉平原。这就是地缘优势的具体体现。当然，现在技术的发展，河流流向对于军事的影响力已经降低很多了，但是通过截流上游水源，对下游地区所形成的战略威胁，影响面要更大，并且不仅仅限于军事上。
司马错当时力主南征，所看中的也正是汉中盆地、四川盆地在汉江、长江的上水优势。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盆地如果能够经营好的话，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渭河平原（渭河平原约3.4万平方公里；川西平原约2.3万平方公里；汉中的平原区接近1万平方公里。）。这对于一直不能到华北平原去争夺土地的秦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单纯的比较平原面积，可能有些片面，但足以让我们从数量级上做出判断：如果秦国越过秦岭吞并了苴、蜀、巴三国的话，秦国的国力将会得到成倍的增长。
按说蜀地有这么大的潜力和军事价值，司马错之前的秦国政治家应该也有人能够看到的。当年入汉中经营“南郑”就是一次尝试。但如果秦人想经营秦岭以南地区的话，最大的问题还是通道问题。改革开放后，各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要想富，先修路”。在地缘博弈中，也是这样的，没有合适的道路，地缘扩张就是一句空话。
说到秦国南征的道路，那就不得不提到著名的“蜀道”了。从狭义的概念来看，蜀道指的是从葭萌（广元）到成都的道路，也就是从四川盆地边缘山地，到达成都平原腹地的道路；而从广义的划分来看，从渭河平原出发，一直到进入成都平原的道路，都可以归入“蜀道”的概念。如果从道路的前半段来看，摆在秦人面前的入蜀通道有三条。第一条，就是西出陇山，进入陇西高原，然后再南下穿越秦岭、大巴山脉的西端，进入四川盆地。
这第一条战略通道，很有可能是秦人所发现的第一条战略通道。因为当年秦人正是由陇西高原兴起的。在陇西高原，渭河以南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叫作“礼县”的县级行政单位。礼县一带，就是当年秦人的发源地“西犬丘”的所在。而西犬丘的所在，不仅仅能够连通渭河水系，在它的境内更有另一条重要的河流——西汉水。在古典时期，西汉水是一条非常重要和特别的河流，至于它特别在何处，我们一会会讲到。
从现在的水系结构上来看，西汉水与白龙江一样，都是属于嘉陵江上游的重要支流。在很长一段时间，西汉水也是作为嘉陵江正源的面目在历史记载中的。不过在地缘结构里，是不是正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秦人如果从西犬丘，或者说陇西高原出发的话，他们可以顺着西汉水——嘉陵江干流到达葭萌，然后进入四川盆地。
西犬丘位置的确定，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在礼县境内大堡子山，秦人第一祖陵“秦西垂陵园”的考古发现。不过这个位置在战略地位，其实在秦人之后的历史中，所多次得到验证。其中最为著名的那段历史，就是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实际上蜀汉的北伐，真正出祁山的是两次）。所谓“祁山”所指向的位置，也正是西汉水源头以北的这片区域。换句话说，蜀汉和当年的秦人，为了控制陇西高原都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只不过大家的攻击线路，正好相反罢了。
由秦人的祖地西犬丘出发，沿西汉水——嘉陵江一线攻击蜀国，固然是一种选择。但对于秦人来说，这条线路作为战术选择有一个问题。当时秦国的核心区已经转到渭河平原了。也就是说如果秦人要由陇西高原发起进攻的话，就需要先调集人力、物资西向由陇关道（关陇古道）穿越陇山，然后转向南穿越秦岭大巴山脉。这样做无疑会拉长战役的准备时间，并增加成本。当然，如果没有更为便捷的通道，这条战略通道也不失为一个选择。不过问题在于，秦人在这个方案之外，的确还有更为便捷的道路，可以绕过陇西高原，直线插入嘉陵江干流通道去。如果要论知名度，这条战略通道无疑是最知名的。由于它由渭河平原西端进入秦岭的关口叫作“大散关”，因此被叫作“散关道”；又由于渭河平原西端的主要城邑叫作“陈仓”（秦孝公在公元前361年设立的“陈仓县”，现在是“宝鸡市”的一个区），因此也被称作“陈仓道”。
与第一条战略通道一样，陈仓道也是利用了嘉陵江上流的一条支流，进入嘉陵江通道的。在西出大散关后不久，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叫作“故道水”的河流。这条嘉陵江上游支流向西南方向前行，最终在现在的陕西省略阳县西北方向，与西汉水合流成为嘉陵江干流。选择故道水的好处在于，线路更接近于直线，可以缩短行军时间。不过这样漫长（接近400公里）的山路（还是最难走的），如果中间没有战略基地提供支撑的话，战略风险会很大，补给的压力也会很大。好在秦人的这条快捷通道，中间并非没有可供落脚的跳板。秦岭的西端，虽然不如东端那样分出那么多分支来，但中间也还是切割出了一条小型盆地带，将西秦岭分为上下两部分。而这个处在秦岭包夹之下的小型盆地，正位于故道水的西侧。由于现在这个盆地主要归属成、徽两县，因此也被标注为“成徽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