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黄河在战国之前一直都处在自然漫游的状态。在春秋后期，这条反复无常的母亲河甚至同时出现了禹贡河、山经河、汉志河三条河道。如果没有人为干预的话，黄河的下游很可能还会继续寻找新的河道出海，这无疑让华北平原诸国陷入了不稳定状态。因此，魏国人首先想到了沿控制区内的黄河主要河道——“汉志河”一线筑堤，以保护自己的土地不受洪水侵扰（。这种做法无疑是行之有效的，有了这些堤岸，黄河就很难再在魏国境内改道了。问题是早在大禹时代，先人们就已经知道了，“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哪怕你只是从侧面堵。因为黄河的水量并不是因为堤坝的建立而减少，魏国人筑堤让自己不再受洪水侵扰，那么魏国下游地区自然就成了泄洪区（所谓“以邻为壑”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如果我们顺着汉志河道东行的话，就会到达赵、齐两国的境内。魏国的筑堤行为损害最的也正是这两个国家的利益，让他们去挖掉魏国的堤防当然是不现实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自己境内，也沿着黄河修筑堤防，将黄河水礼送入海。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黄河下游就此被固定在汉志河道上了，禹贡、山经两条黄河河道也成为了“黄河故道”。如果黄河只是水量反复无常的话，那么黄河下游国家“齐心协力”的修筑堤防，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因为各国的堤防，都离主河道有一定距离，为洪水流出缓冲地。问题是黄河是一条含沙量极高的河流，经过一断时间的积累之后，那些堤岸与河床之间的高差就会越来越小，直到有一天不断加高的堤防再也无法承受洪水的压力，新的灾难也就不可避免了。因此，在中国长达二千年的封建史中，黄河的治理工作能够持续的成为历代王朝的重点工程，其重要性甚至要高于对于长城体系的维护。
有了如此丰富的治水经验，魏国人要想开挖一条新的运河，并非难事。他们甚至没有选择连接离大梁城更近的济水，而是先由河济之交处，直接引黄河水入大梁城，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使魏国丧失了在河济平原的控制区，也可以让自己控制下的河内、中原地区的国土，通过这条运河连接起来。而向南连接颖水的工程，也可以通过洧水以东的一条小型河流作为接力，最终达到连接颖水乃至淮河的战略任务。这项工程完工后，魏国可以通过顺流的优势，快速的将大梁以及河内地区的人力、物资，运至前线，以加强对楚国所控制的淮上地区的压力。
魏国所开挖的鸿沟，主线是经由现在的淮阳（春秋之时的陈国），然后在沈丘县境内与颖水相接的。实际上在鸿沟开挖后，魏国在大部分时间内，并不能控制鸿沟的全线。这一方面是由于楚国的强力反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魏国在其他几个方向，尤其是西线上都在承受着巨大压力，并不可能集中所有力量对楚国进行攻击。但即使不能通过鸿沟直达淮河，魏国也可以通过这条水上交通线，保持对淮上地区的压力，巩固自己在韩、宋之间的国土安全。
鸿沟的开挖，也就此奠定了大梁城（后来的开封）在中原地区的中心地位。有了这条新运河，在魏、楚两国没有战争的时候，双方的商业沟通也变得更为顺畅了。事实上鸿沟的开挖，对于河北平原乃至黄土高原与江淮中游地区的交流，都起到了枢纽作用。之此之间，虽然有这深沟这条水上交通线，但过于靠东的位置，并不能带动整个中央之国的交流。只是单从沟通河、淮的角度看，即使是一定要保证大梁城的枢纽地位，鸿沟的线路选择也并非最经济的，最起码从大梁城向东，偏南方向，就可以找到泓水——涡水，以及睢水——泗水这两条线路，沟通淮河。因此在后来魏国从齐国手中，“接收”了宋国腹地后，这些新的运河工程也动工了（并不止于这两条线路），这些以大梁城为枢纽，沟通淮河的运河工程，后来都被概括为“鸿沟”了，也就是说，广义的“鸿沟”其实不止是一条运河，而是覆盖整个中原腹地的运河系统。而魏国也正是通过这个人工水网，来控制他在中原腹地的国土的。
不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修筑运河这类交通线，利弊也是并存的。简单的说，如果你的实力够强，当然可以通过这些交通线去扩张你的势力范围；而如果你的实力下降了的话，那么这些费尽千心万苦打通的交通线，就有可能被对手所利用了。如果魏、楚两国一直这样相持下去，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会出现的，特别是在魏国整体的地缘结构，不足以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只是历史并没有给魏楚两国决出胜负的机会，因为他们共同的敌人——秦国，已经开始崛起，魏、楚两国都将面临丧失自己根基之地的危险了。而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魏国。
最后还想说一句，看过之前一些朋友有关中国的形势分析后，感觉又有从所谓体制和意识形态上论战的趋势。对此我只能说，在大历史的视角下，所谓体制和意识形态真的只是浮云。如果一个体制或者意识形态，不适合一个地区的发展的话，它自然会在外部压力下作出改变。但这种受外力影响的改变，并不会想当然的影响一个地区的地缘结构，和文化特点。就象很多人都认为印度是一个没有个性，甚至人见人欺负的角色一样。但以印度教为核心的印度文化，仍然是南亚次大陆的主体文化。就算是所谓的“肢解印度”成为现实，谁又能提出有效的方案，来改变那十几亿人的文化属性？
印度的地缘文化难以改变，中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地缘文化也同样具有生命力。这并不会随着意识形态而改变。纵观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代。其间所经历的体制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在这里说这点，并不是意在讨论哪种体制更好，哪种体制更适合中国。而是在说明一个道理，相比于地缘结构，体制也好，意识形态也罢，都是表象，并不会真具有改变民族命运的力量。
如果让一定要评判一个体制，或者政府的所做所为，是否符合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那么我更愿意去关注，他是否曾经为改善这个国家的地缘结构做过努力。地理结构和地缘的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并不代表人类就没有力量影响它。为自己所生存的族群，向外拓展土地，当然是改变自身地缘结构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和“以邻为壑”的做法属于同类，因为他并没有改变人类整体的生存环境，只是在进行一个利益转移。而除了这种刚性的改变地缘结构的方式以外，更为可取的方式是柔性的，挖掘自身地缘潜力的方式。而提升地缘潜力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进行基础建设，改善自身的地缘环境。这一点，几千年前，那些将沼泽转变为耕地；在太行山中开辟道路的先民们已经在做了。也许他们的价值，在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当中并没有孔子一类的圣人更让人印象深刻。但当100多年前，儒家思想受到置疑，中华文明是否还具有生命力也成为问题的时候，很少有人会认为，先人所开辟的那些道路，那些为了族群生存而所做的，改变环境努力，是错误的。
有鉴于于此，再过二三十年，回头再看今天的中国和印度，大家也许真的会会心一笑。因为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从时间上来看，所谓体制的改变真的是可以用硬着陆的方式，在短期之类完成的。但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乃至一些产业的战略架构搭建，决不是中南海换了一批新主人后，就马上能够做到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个人鄙视那些一天到晚强调意识形态，而不为民族复兴做实事的政客，以及那些希望成为政客的人。无论他是在中国、印度还是其他国家，也无论他所支持的是哪种体制和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