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楚军来犯之时，宋军可以依托的防线正是泓水。问题是这条天然的防线并没有发挥任何战术作用，原因则是宋襄公一定要等楚军渡河并列阵之后方才应战。这种被毛泽东喻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其实并非宋襄公所创，因为在上古之时，战争的多是采取邀战的方式，即双方约定在一片开阔地，然后列队厮杀。这种战法实际上是一种“贵族式”的战法，春秋之时还能看到些许案例，到了战国时期则基本看不到了。那时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变为全方位的对抗了，国家的整体实力、地形、计谋的运用等都成为一支军队是否能够赢得战争的重要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宋襄公只是因为他那不合时宜的行为，成为了“最后的贵族”。

如果宋襄公生在欧洲，他可能会觉得更适应些。因为在欧洲，即使是在中世纪和火器盛行的年代，欧洲的军事贵族们，依然热衷于这种“优雅”的战争方式。东西方之所以会在战争形式上形成如此巨大的差别，主要是因为中国早在春秋战国之时，国家的组织形式就已经开始由层层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变了。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内部的权力基本都已经集中在公室手中了。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都有可能快速的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打一场全面战争。而西方所一直延续的层层分封的“封建制”（这才是真正的封建），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地缘结构非常复杂，很少有国家有足够的实力有胆量打一场全民皆兵的全面战争，因为你的对手可以是一个，也可能是数个乃至数十个。在这种情况下，将战争的范围主要限定在贵族之间，即可以保证领地内部

实际上，无论宋襄公采取什么样的战争形式，宋国“四战之地”的地理条件，都很难让它成为一流强国。如果宋襄公及宋国历代君主能够正视自身的地缘劣势，制定出正确的拓展方向，也许让宋国的命运得到些许改变。在这方面，东迁之前就为自己选定一块风水宝地的郑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当楚军在“泓水之战”中占用宋军后，楚人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原的霸主了。可以说，济水以南的诸侯基本都在楚国的控制之中了。楚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河济平原，对于一个有志于称霸中央之国的诸侯来说，能够将势力范围扩张至沟通河、济两水之间的河济平原，是能否成为盟主的必要条件。因此河济平原在春秋之时，无数次成为会战与会盟的地点。即使是到了春秋末年，当时战败了楚、越、齐国，势力如日中天的吴国，也将会盟的地点选定在河济平原的黄池之上。

在楚人图谋河济平原之时，这块夹心地上除了周边大国所占据的土地之外，最大的诸侯国是“卫国”。在卫国一节中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在齐桓公刚登上君位后不久，卫、邢两国就因为戎人的进攻，而被迫迁至河济平原之上。只不过在楚宋泓水之战后3年，邢国就被同姓的卫国所灭。卫国之所以敢对受到齐国支持的邢国下手，正是因为他选择了楚国作为后台。

无论卫国这种依附蛮夷，向同宗下手的行为，在春秋之时有多么的让诸侯们所不齿（所谓“春秋无义战”的说法，也正是由此而来的），楚人都已经具备称霸中原的必要条件了。而能够给楚人制造麻烦的，似乎只有那个还未被打服的宋国，和余威尚存的齐国。

在公元前632后，也就是泓水之战后五年。楚人决定解决掉这两个麻烦。这一次，宋国的国都——商邱，以及齐国在河济平原的边邑——谷邑（现属山东东阿），同时成为了攻击目标。之所以选择了攻击齐国在河济平原的突出部，而不是齐都临淄，是因为泰沂山脉的存在，让楚人无法象围攻宋都商邱那样直击齐国的心脏。而如果将齐国压缩至济水以南的话，那无论楚人是否再乘胜追击，齐国都无法再对中原地区施加影响了。

楚人对齐国的军事行动，得到了鲁国的支持。对于鲁国来说，是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削弱齐国的机会的。现在看来，唯一能够阻止楚人称霸中原的只有山西高原中的晋国了。认可宋襄公“仁义”之风，并让其位列“春秋五霸”的人，多认为晋国之所以对宋国施以援手，是因为齐桓公重耳在他十九年的留亡生涯中曾经受到过宋襄公的礼遇（当时泓水之战刚结束后不久），所以才在刚登上君位后就帮助宋国对抗楚国。

实际上这种想法有些过于感性了，对于真正的政治家来说，每作出一项决定都不会简单的感情用事。在重耳的流亡生涯中，楚国也曾经给予他很大的帮助，否则重耳也不会对楚人作出“退避三舍”的承诺。其实晋文公当时作出这种承诺，就已经在表明，晋楚两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不失原则的承诺，比之他的兄弟晋惠公向秦穆公作出不可完成的承诺（割让河西之地），的确显得更有远见。

正如楚国采取了“围宋救郑”的战术一样，晋国也没有直接对宋国施与救援，而是对楚国在河济平原中的盟友——卫国发起了攻击。在攻击卫国得手之后，旋即向南，越过济水，解决掉了楚国在济水南岸的另一个盟友——曹国。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发展，晋楚两国最后的决战之处应该是在济水以南的中原地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