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件事就是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这是吸取这汉朝的教训。将皇子封建在各地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看似一种倒退，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方法。要知道这些边缘地区一旦有变，那些身在帝国首都养尊处优的贵族们，是很容易放弃这些在他们看来并无多少价值的荒蛮之地的。而让边缘地区直接成为皇族的领地可以最大限度的引起帝国中央的注意。另外这也有利于改变土著民族认为天高皇帝远的想法，有利于接近彼此的心理距离。

最终取代取代蒙古人成为西南地区主人的是建立明朝的汉人。为了继续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朱元璋也封了一个“儿子”永镇云南。不过可能其他的皇子对这一“蛮瘴之地”没有足够的兴趣。这一次派过去的是一个干儿子，他就是沐英。当然和郑成功一样，他也被赐了国姓朱。有一点需要澄清，沐英的爵位是“公”，仅次于王，但不是王。不过他死后最追封为王，因此后人叫他一声“沐王”也不为过。在明朝异姓是不能封王的，死后封王是对功臣的最高奖赏，一共有七个人接受过这样的殊荣。沐家的后人一直都是承袭“黔国公”的封号，所以金老先生的“沐王府”之说应该不太准确。不过做为当地的最高统治者，沐家的确是为云贵高原融入中国核心区做出了大的贡献。

不过异姓封王历史上好下场的没几个。清朝前期也曾经在这里封了人吴姓的异姓王，初衷其实也算是另一种“以夷制夷”，当然在这里更应该称为“以汉制夷”。不过他的下场大家已经很清楚了。

既然汉族已经重新在这片高原上站稳了脚跟，那么明朝的统治者并不希望步前人的后尘成为这片高原上的过客。这时的西南地区已不可能象唐朝时那样从青藏高原上找到可能的力量来牵制汉族的渗入。最起码在洪武和永乐年间，明朝国力强大，不需要象宋朝那样将全部的精力放在北方的边境上。因此这一次汉族需要真真切切的精耕这一区域了。

这些边缘地区时叛时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官员虽然名义上是由中央册封的，实际上仍然是由当地的豪强大户做为管理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土官”。中央政府决定在大理等6个政治上比较重要、经济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全部设置“流官”，也就是外派的官员，以达到真正的中央集权的效果。

当然明朝改土归流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云贵高原等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也就云南东部地区。对于横断山脉地区由于进入难度还是较大，因此还是以“土官”为主。这一地区直到清朝才一步步的改土归流成功。

之所以明清两代能够最终对西南地区完成融合，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经过长期的接触，汉族已经能够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了；二是经过蒙古人的冲击，西南地区已经不能够出现足够强大的政治力量来集合土著民族了；三是汉族的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明人口约8000万，清朝至19世纪中则达到了4亿），需要更大的生存空间。人口这种跳跃式的增长要“归功”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海洋帝国们的地理大发现，使得美洲的高产高淀粉作物得以传入中国（土豆、玉米、红薯等等）

不过由于低地民族统治高地始终没有本地民族来得容易，因此明清两朝在完成的对云贵高原的“改土归流”后始终需要把精力放在降服那些横断山脉的山地民族上。这需要中央政府投入大量的精力，征服北部横断山脉的两次大小金川战役就耗费了清朝30年的时间。

因此明清两朝始终无力真正跨越横断山脉，征服中南半岛北部的那些高原。

而中南半岛上的高原民族在摆脱了云贵高原上的政治力量控制之后，又不得不面对中南半岛上的低地农耕民族。出于地缘上的原因，那些沿海的冲南平原具有更强的生产力，也能集中更多的人口。因此中南半岛上的高原民族最终被半岛上的农耕民族所征服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在对南诏——大理国故地的争夺当中，来自东亚的政治力量毕竟要强于中南半岛上的那些国家。因此虽然两边各自将自己一边的高原划入了自己的控制范围，但作为缓冲区南〈横断山脉〉地区（也就是云南境内的横断山脉）却并没有被一分为二，而是基本为中央之国所据有。

当然，一个要向南渗透，一个要向北扩张。东亚与中南半岛的政治力量最终是一定需要一场战争来找到双方的平衡点的。这场战争就是被列入乾隆十全武功之五的“征缅甸”战役。目前对于这场战役究竟是中国胜利还是缅甸胜利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对于胜利的理解有很多角度，我们只看地缘上的结果。地缘上的结果就是缅甸放弃了向横断山脉的扩张，转而将精力集中在中南半岛的内部整合上。而北京的皇帝也意识到，越过横断山脉进行远征性价比实在太低。因此双方最终在横断山脉的南缘达成了平衡，这种平衡一直维持到现在。

不过相比于中南半岛上的民族来说，东亚文明毕竟有着足够的优势，因此中国方面也并非没有跨过横断山脉进行渗透。事实上在东方古典文明行将结束的时候，中国在横断山脉的西侧已经找到了支撑点。不过随着中国的衰弱，这一支撑点也被迫放弃了。也许如果象《康熙大帝》的主题歌那样〈向天再借五百年〉，中国就能够真正的将势力渗透至印度洋了。

我想我不用细说，大家也应该猜到我说的是哪一地区。明天就会具体分析，今天就到这里了。祝大家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