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把时间往前面推四年，以便正好凑上毕业十年这个整数。

公元2004年7月5日的中午，我从中国银行广州天河北芳草支行提取了10万元现金，胆颤心惊地想着怎么安全到达目的地——大约300米外的一家二手房中介公司。

我从理智上明白10万元在2004年的中国，只能用区区来形容，也可以说是“蛆蛆”，和碧桂园的园主比起来，相当于一条“蛆蛆”与一座大厕所的对比。

但是，从感性上而言，我觉得这是好大好大一包的“蛆蛆”呀，旅行袋居然鼓鼓地，好像要开裂了一般，没想到这么点钱，居然要占这么大的物理空间。要晓得，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湖南一乡村教书的时候，每月的工资才区区380元，粗粗一算，这袋里盛着我25年的薪水，我能不紧张吗？

谈好的那处二手房，前屋主是香港跑马场的弼马温，娶了个内地老婆，生了两个崽，如今要把家属户籍转过去，八楼上那套三房一厅的住宅作价33万6千卖与我，房子面积88平方米，价格是2003年年底谈妥的，老婆说，如果再不买，房价就要狂涨了。

于是，我从银行里提取了首付——房价的三成。

我提着旅行袋，好像提着自己的性命一般，看着旋转玻璃门外面的每一个人，好像每一个人都知道我的袋子里有10万元巨资。

我担心我在大街上会被乱枪打成马蜂窝，或者被捅出360个透明窟窿，横尸街头，然后10万元血汗钱消失在冷漠的人海中。

这不是没有可能，上次广交会就有一亚非拉黑人兄弟在取款机前被人捅了，其实他只取了几千块钱而已。

我麻着胆子走出旋转门，低着头，咬着嘴唇，攥紧拳头，视死如归地到了街头。

我骂了一句老婆，忙着上那几节课，也不来陪我去取款，害得我又出钱又出人工。

正哆嗦间。

轰————

不是枪响，而是老天爷见我如此紧张，也忍不住放声起来。

雷暴说来就来。

雨点好像《勇敢的心》里的箭阵，铺天盖地而来，打着四面的玻璃大厦，打着坚硬的水泥地面，也打着路上失魂的行人。

我将性命袋夹在两腿间，扭曲着身体，吃力地撑开伞。

街上的士和行人乱窜，有一辆的士正好停在我前面10米的地方。

为什么停了？因为有人在招手，那是个中年男子，刚刚从银行对面的百佳商场出来，全身挂满饮料罐，手里抱着大包速冻食品，招手间，已经有几包饺子掉落。

子曰：当仁不让。

我马上斜刺里冲杀过去，一把打开车门，连人带钱往车里面钻。

落雨天要在广州打上的士，比认识一个25岁了还是处丨女丨的女人还难。

我的脑袋刚钻进去的那会，手机响了。

本来可以不接的，但好几年的新闻行业生涯，养成了我24小时不关机，有电话随时接听的职业美德。

看看号码，不熟悉。

我把手机夹在脖子和肩膀当中，将自己和袋子以及伞，全塞进的士里，等臀部都进入时，看见那个愤怒的中年男子，正淌着雨水跑过来，冲着我吼。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不抢这个机会，恐怕要轮到在暴雨中被人乱枪打死乱刀捅死了。

“喂，柳先生，柳总编，有空吗？”

很夹生的一句普通话。

“不好意思，请问是谁？喔，是苏宁电器的陈经理吗？”我关上车门，气喘吁吁地问，那个什么陈经理是湖南人，说普通话也是这个腔调。

“苏宁你个卵呀，我是碉堡呀。”电话里叫。

原来是武朝晖，碉堡是他的外号。

“那你不要讲普通话好不好？我晓得你普通话水平不错，但也只是湖南师范水平而已。”

于是，电话里恢复了那种标准地道的湘中话：“黎哈呀（哈在湖南方言里就是傻瓜的意思），过两天我们中文一班的同学在湘中城聚会呀，你一定得来呀，把你堂客带来，把你宝贝崽带来。”

“可能不行，我没假期呢，不像以前教书有寒暑假的，我们办公室编辑一个萝卜一个坑，缺了哪个都做不成事的，你晓得吧。”

“黎哈，你有点同学感情好不好，今年是毕业几年聚会，你晓得不？”对方开始要骂人了，和着车窗外顺着玻璃大厦打下来的闪电，挺吓人的。

“毕业几周年？大概有个五六年了吧，怎么？很特殊吗？”我这一阵一直算着首付，月供，税费，脑袋木木的，一直没有反映过来。

“说你宝里宝气真的是宝里宝气，你长个脑壳做嘛子用？我们1994年从湘中师专毕业，整整10年啦！”因为我的数典忘祖，碉堡悲愤地吼叫起来。

我大学毕业10年了！

我这么老了！

难怪办公室那帮80后的小兔崽子们老是叫我老柳老柳的。

一道闪电几乎刺进车来，我张大嘴巴，脖子一直，手机滑落下来。

看着窗外翻天滚搅的雷暴，我好像被往事击中了，脑海中的画面淅沥哗啦往10年前翻动。

10年前，那一个宁静的午后，湘中市两峰县县教育委员会…………

我已经记不清是7月的哪一天了，只记得炎热的日头，弥漫的灰尘，嘎吱嘎吱响的自行车踏板，我像疯马似的骑着自行车从家里冲出来，往县教委的方向骑。自行车配合着我愤怒的心情从家门口长长的坡上面，像俯冲轰炸的飞机一般猛冲下来，然后借着俯冲的惯性在县城主干道——复兴路上狂奔。

后面有爷的喊声，有娘的哭声。

“黎伢子，你快回来，你莫激动，我们托你姑父去找县长写个条子，说不定还是能进你爸爸单位的。”娘在宿舍走廊上哭天呛地。

爷也驾一辆自行车，一面哆哆嗦嗦上车，一面喊：“黎亭宝呀，你莫这么哈，冷静点，今晚我和你娘就去找姑父，拜托县长写个条子，回来啦，伢子。”

我只听得耳畔呼呼风声，哪里管得爷娘叫唤，我要和县教委这帮狗官算账：我正科班出身的师范专科毕业生，我年年捞奖学金，我获得湘中师专最佳辩手奖，我文章写得那么响亮，全中文系都知道我是个才子，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能分配到我爷的单位——县教师进修学校去？

那时候的我们，大学毕业后是靠分配定工作的。

这帮狗官，我要干掉他们几个。

我在呼呼的风声中往前冲，三五两下塌完复兴路两三里的路程，左转一个斜坡，觉得自己好像垮在战马上，驾地一声，箭也似地上了坡，顺着县农机厂旁边的马路往上冲。

自行车的两个龙头握在手里，感觉自己就如同《英雄本色》里小马哥手握双抢直杀进什么枫林阁。那时候，最最喜欢看的就是发哥的电影了，常常把这个社会比作不堪一击的枫林阁，把自己看作执枪直入的墨镜黑大佬。

想着发哥独闯枫林阁的同时，之前几天的画面也进入脑海里，不停地告诉我一些因果关系。

就在此前的第三天，进修学校副校长到我家来问起我的分配情况，我爷说：“拜托各位领导的照顾，我崽应该可以进进修学校的。”那副校长笑笑：“未必。”老爷子一下子紧张起来：“冒得问题吧，校长同志，我是这个学校的元老，79年返城工作就在这里做出纳，搞基建，那时候还叫五七干校呢，而且我们响应党的计划生育的号召，只生了一个崽，这点照顾总有的吧？”副校长还是笑笑：“未必。”我听得发毛起来，因为在毕业前夕我就在师专到处放言：我将会分配到老爹所在的单位去当语文老师。

那副校长也不解释，沉默了一阵，走出去的时候回头对我说：“小柳，事情没你想像的简单，分配的事，不简单的。”

我爷退了一步：“那如果进不了进修学校，城关镇总可以留吧？”

副校长爽朗地笑起来，拍着胸脯：“柳老，这个就包在我卢某身上了，镇丨党丨委书记每个礼拜要同我搓麻将打牌的，我在牌桌上讲一句肯定行的。”

我爷娘这才笑起来。

我爷是县教师进修学校的后勤，老黄牛这种动物既是他的级别，也是他的秉性，从79年干到94年了，地位不高但威望高，凭着他的贡献，安排一个把崽进单位，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