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父亲建新屋
老圩埂，解放后改为平干圩。范围要大得多。老圩埂只有一个自然村，而平干圩是指所有的姓孙农户。有1～9个自然村。
老圩埂的两边，一边是河池，一边是水沟，河池里，夏季荷花盛开，红菱满塘。水沟里，鱼儿活跃，水清澈见底。
67年，父母亲已经生了我们兄弟四个。最大的是我7岁，最小的四弟才一岁，他还睡在摇篮里。
54年破圩以后，我家一直住的是瓦壳子舍。父母生下我们后，实在太挤了，他决定将舍拆掉，改建一幢大一点的草房。
农忙过后，父亲天天起早摸黑，到河池对过的孙家潭背上挑土，挑一担来回有一里多路。他要把盖房用的土，全部一人挑过来。
一直挑了一个多月，看看土也差不多了，就开始卷搭墙用的“和尚头”。这是我们这里最原始的搭墙土砖。先将稻草弄乱，撒上一把铺平，将土用水调稀，用脚踏成粘状。然后挖上一锹放在乱草上，再用手卷起来，一个个摆齐的放在一边。等到半干不潮，就开始码墙了。一睹墙要分几节码上去，不然容易倒塌的。
我还小，只知道父亲在盖房子，对他做的“和尚头”很是好奇，趁父亲不在时，用脚在和尚头上踩来踩去，将他做好的成品一个踩成了扁扁的一堆。父亲回来后看到，当然逃不过他一顿打骂。现在想想，父亲这么辛苦，不但帮不上他，还要夹忙。
墙码好后，就请一个木匠来，将柱子梁头装上去。钉上椽子，铺上用芦苇编织的络子，再盖草了。盖屋的草，很有讲究，首先要选好的草料，将根部的枯叶耙掉。盖的时候是横向铺一层，再竖着将脑头对下一层层的直至盖完。为了防风吹掉屋上草，再在上面落一层绳子做的网。
做到这一步，接下来用手将稀泥在缝隙中摸平，刷上石灰水。
外墙不要刷白的，为了下雨不打潮湿。要把墙吊上草扇。一直掉到顶。
这种草房，冬暖夏凉，但就是怕下雨屋漏，妈妈说给我听的故事“豺狼虎豹都不怕，就怕屋漏”。
这屋子常常会引来很多麻雀在屋檐下做窝。那时晚上经常和大人们用倒须罩麻雀。
那次盖的新房，有两间，三十多个平方，对于我们比以前要好多了，但还是一家六口挤在一张床上。
我最怕是晚上，父母不在家，那时很害怕，经常又在外面听些鬼的故事，晚上常常和那故事联系起来，哪怕是听到老鼠的响声，都以为是鬼的。
一段时间后，墙壁石灰泥土脱落，一块块花色。那痕迹细细的看犹如抽象画，你会从中找出很多的小动物，猪马牛羊甚至还有外国人的头像........每每早上眼睛一睁我就看看那墙，每次都有新的发现。“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入有人家”，那图案和墙上贴着的一首唐诗像是一诗一画配好的。
我记忆中那个年代，我们老圩埂除一家瓦屋外，都是的草房。远远望去，银灰色的一大片。
4，村里找出个反革命
我上了3个一年级，从六岁时先在生产的牛棚里，教我的是个生产队会计，我们老圩埂和我一样年龄的有4人，三男一女。比我大一岁的1个，比我大三岁的2个，其他就没有能上学的了。老师就教我们8个人，没有一二三年级之分，都是教些识字算数之类。晚上那老师还要教夜校。报酬是生产队记工。
上了半年，又将我们移到一个知识青年住的屋子里。从乡里派来了一位老师。姓徐，名千丈。徐老师一来，班上的人数就增加了不少，有比我大7～8 岁的也来上一年级。其中一个最大的要大到十岁。我还小，母亲要干活，等于将我找个人带带，当时老师说我年龄小，不收的。后来托我的叔叔（大队支书）说了好话。其他和我一样大的3人就没有上了。我那时也不识字，更不会写，有时看到老师在黑板教着念字，我也跟着念。
一天回去。妈妈叫我写个字给她看，我写了个“口”字，做两笔写成的，先写右边的横折，再写左边的竖横。尽管倒着笔画完成的，妈妈还是很高兴。
我记得，那时天天是学的毛爷爷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就是其中之一。都是在那时背会的。大一些的学生就参加红卫兵组织。我那时还小够不上条件，用很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膀上面的红袖章。
真正正式上一年级是我九岁时。启蒙老师孙福田。他是清末的秀才。教书前在外地工作过。后来我们老圩埂的学校撤销了，就并到隔壁的三村那里去的。我们村就去了3个人另外一个叫孙江湖，一个叫多头。江湖和我一直同学到高中毕业。
我刚刚上学时，也是文化大革命最热烈的时候，外村多少能楸出一些地主富农之类，我们老圩埂，都是贫下中农，找不出批斗的对象来，于是红卫兵小将，天天在外面获识批判对象。终于一天发现一户农民家，将毛爷爷的像倒挂着。那时是不得了的事啊！红卫兵将事情报告了大队，当天就去找上门去。结果毛像已经又挂正了。那人很老实，说是图钉给风刮掉了，当时没有看到。如果他说根本没有的事，是人家看错了，就没有事了。结果红卫兵大队长，就给他戴了个“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当天召开生产队大会，并由代表发言讲话。发言的代表有我一位，我是学生代表，于是福田老师写了稿，“反革命分子XXX，破坏毛主席画像.......”
有了批判对象，红卫兵天天有事做了，做了一块黑牌写上“现行反革命XXX”，让他吊在胸前，天天早上游埂后站正。学习毛爷爷语录。
5）母亲——我心目中的偶像
母亲，她是个机匠，在我们这里也叫经布匠，母亲的这个手艺，在 那个时代养活了我们一家人。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不允许小手工业者的存在，虽然母亲是利用晚上的时间，给人家经布，但仍然是不允许。
母亲自从和我父亲结婚后，就从乡妇女主任的位置退了下来，其美名：下放支愿农业生产。
母亲生了我们后，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就利用她的手艺，为农村的妇女经布，但经布的工具经常被工作组没收，我母亲很坚强，她不怕，甚至公开和工作组的人吵架：“我是利用的晚上的时间，如果你不允许我做，也不要紧，我把几个孩子交给你们”。
那时的农村，穿的衣服，做被子用的布都是自己织的，妇女们农忙一过，或者晚上摇棉纺纱。所以棉花也是农妇们的三宝之一。
纺纱的过程现在很少能看到了，先将棉花去籽，加工成棉团，再取一小块用细细的棍子杆成棉条。然后用棉车再纺成纱。
纱纺好取下，用糯米粉化水后再浆，使棉纱有牢固性。浆好的纱上‘岳子’（一种调纱的工具）做好这一切后，就可以来叫我母亲去经了。有的一家纱不够多，经的布上不了机。就几家合伙。按照纱的斤两计算。
母亲一去，先将两头打桩，间隔为一丈为宜。把岳子一个个分开，取纱头集中，将纱从岳子上退下来。如果要经‘凤凰条’、‘格子被’的花色布，母亲就要将染色的岳子分开放，这要算帐的，否则经出来的花没有规律。这个过程很复杂，不是一般的人会的。经的布是以个来计算，一次可以经十几个布，一个布当时是一角二分钱。一般以经十个布为准，一天能完成。
有时母亲深夜才回来，第二天还要去生产队干活，母亲这一生中吃的苦，比我三世的还多。母亲是我的心中的偶像，我爱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