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强军固边

在我主政之后，国家经历了一些战争，例如对内有平定徐敬业叛乱、平定李贞父子的叛乱；对外则有反击突厥侵占蔚、定二州、收复安西四镇，以及刚刚结束的平定契丹叛乱。

总结从我主政后的战争结果来看，对内是全胜告终，而对外则是败多胜少，虽然没有人敢当着我的面直接评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但我作为国家最高领导者，当然要负国家对外用兵失力的责任，而且我已经嗅到了一丝舆论迹象，那就是人们可能认为军事软弱是女人主政的必然结果，这种舆论之风在王孝节战死后刮得越来越烈。

契丹叛乱虽然说是以平定告终，但我很清楚王孝节带领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自己战败身死，如果这个结果都能算是胜利的话，那岂不是让四方笑掉大牙，掩耳盗铃的苦果事实上最终还是由自己承受。

其他人可以为这次失败找出无数种理由来宽我的心，但我必须清楚的看到对外军事行动之所以接连失利，这里边涉及的原因有很多，战略战术是重要的一方面，但根本的原因是军队质量的问题。

大唐自建国以来，基本是沿袭魏朝（南北朝西魏）的府兵制，太宗皇帝在贞观十年（636年）曾经对府兵制做过一次改革，其特点是用点兵的方式从农民中征调，规定二十到六十岁的受田人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但也必须要经过严格挑选，其中挑选的原则就是：财产相当的取身体强壮的，身体强壮相当的取家庭富有的，财产相当和身体全都相当的，取家中丁男多的。

府兵制担负着作战戍边和保卫京城的双重任务，在天下太平时府兵脱下军装变成农民继续种地，农闲时的冬季进行军事训练，一旦有战事则迅速征调，战事结束后，士兵回府，将帅回朝，府兵制下的官兵是均田的主要对象，朝廷对这些人十分重视和优待，均田法明确规定：为朝廷效力疆场而阵亡者，即使子孙没有成丁，口分田不再收回，而因打仗残废的，口分田不减少，士兵本人免租税，但家庭承担徭役。

应该说自府兵制实行以来，到太宗皇帝改革后，这项制度还是十分适合我们这个国家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府兵的建制问题逐渐衍生出来，这次王孝节全军覆没，不能不说与军队建制落后有很大的关联。

府兵制最大的特点是军权掌握在中央手里，将帅都是临时派遣，也就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这样虽然不会形成威胁中央政权的地方独立势力，有利于中央集权，但因为全都是临时征集的，所以就会出现因层级划分不清而导致的指挥不利的弊端，这次王孝节战败身死的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十万大军不能完全按照主帅的统一部署进行作战，进而严重削弱了战斗力。

在还没找到比府兵制更加合适的制度时，在我看来对府兵的编制进行优化已经迫在眉睫，因此在充分的进行调研，以及听取了众多具有十足战争经验的老将的意见后，我决定对府兵的编制进行全面优化。我规定十人为一“火”，最高长官为“火”长；五十人为“队”，最高长官为“队正”；二百人为“团”，最高长官为“校尉”。团编制以上为“府”，而“府”一共分为上、中、下三等。

上等府一千二百人，中等府一千人，下等府八百人；军府叫折冲府，是府兵的基层单位，折冲府隶属于中央十二卫，每卫最多统领六十个府，少则也要统领四十个府，而中央十二卫各设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大将军是府兵的最高长官，直接归我节制。

除此之外，我规定府兵除了战时需要外出作战外，还要轮流守卫京师，我起了个名字叫“番上”，兵部要依据各府距离京师的远近确定“番上”的次数，例如五百里就是五番，也就是进行分组轮换，每次一个月，每五个月一番。一千里是七番，一千五百里是八番，两千里是十番，再远的距离为二十番。

我之所以如此优化府兵制度，是因为府兵制下的士兵都是从农民人口多，财富广的人家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些人渴望和平与安定，有保家卫国的决心，从个人素质来讲比较过硬，而且无战事务农时，其需要都由府兵自己生产制造，所以国家的负担比较轻，只要将建制问题完善，每个层级都有明确的责任人，能够形成统一的步调，相信我治下的军事实力能够继续保持雄厚的状态。

当然，对于军队的建设完善制度是一方面，很多老将军向我谏言说虽然大唐自建国后，不断开疆拓土，在周边也树立了极高的威信，但通过契丹叛乱这件事，可以感觉到四周依旧存在隐患，毕竟四周布满了不少实力强劲的国家，例如突厥就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突厥虽然经历太宗皇帝和阿奴时代的接连打击，已经一蹶不振，但由于其民族特性的原因，虽然目前偏安一隅，但始终对中原虎视眈眈，上次大举侵犯蔚、定二州，就可以看出突厥是亡我之心不死，因此如何对突厥进行有效的战略防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西南的吐蕃也始终觊觎我们的领土，西域诸多小国虽然对我们够不上绝对的威胁，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特殊，时刻影响着我们在西域的利益，所以纵观整个周边形势，事实上局势并不安稳。

既然府兵制的最大特点是临时征集，也就意味着很多战时需要的物资也需要临时调集，在遇到边境紧急战况需要及时应对的情况下，这是一种弊端，其中粮食问题是头等大事。

因此我下令让戍边的军队进行屯田，以备战时之需，事实上这个决定的灵感渊源还是来自于娄师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