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教育科的犯人背着照相机来给我们照相。隔天送来相片，中队把相片贴在胸卡上给我们发下来（和人大代表们胸前挂的意思一样），蓝底的，说明我们属从严级管理（从严管队和禁闭室刚放出三个月内、新犯人下队一个月内，都属从严管理），过段时间换成白牌——普通管理级。够一定条件（服刑时间和获奖）后升为二级从宽，棕黄底的胸牌。最高是一级从宽，红牌。一、二级从宽的犯人可以享受许多待遇。从严管理的犯人不能接见，普管犯人接见时只能隔着玻璃打电话，二级从宽可以过去同家人坐在一起说话，一级从宽可以与家人到下面的小餐厅吃饭。二级以上从宽犯才可以往家里打亲情电话，等等。这些以后再说。每个犯人的各种胸牌的更换由中队积委会负责，教育科只管送照片过来。监狱里好多地方都要用相片的，比如文化课的扫盲班毕业证上，小学班毕业证上，初中班毕业证上等。

王权力有时把我们四人叫到操场训练队列。我的动作自然标准，刘才清也是久经劳改沙场了，虽是老鬼但动作也基本规范，胡玉强和王燕军经常挨训。有时我们走队列时正赶上早班收了工，他们指指点点，有人在说我走得好：“那可不啊，人家是大学生咧，听说是教导员专门要过来的呢……”每听到这种话，我就感到很悲怆：专门要过来，专门要过来就是让下坑的吗？！

有一天是礼拜天，犯人全部不出工。我们四人在操场上干杂活时，旁边有好多犯人，有的光着膀子在洗衣服，有端着茶水闲谝的，这时涌进操场四五个干部，段指导、小曹等人簇拥着的正是郝教导员。一见有干部进到操场，所有犯人无论在干什么，一律放下手里的东西，起立站好（我很佩服这一点，说明中队有传统犯人有素质），我们四人也慌忙起立站好。我看到几个干部指指点点，莫非教导员是专门来看我这个专门要到六大队的犯人开始下坑了没有？想到此我的心里又是一股难过和悲怆。

我在二十三队进入稳定的新犯人集训期时，家里有点乱。

继母后来告诉我，父亲一听到我被转走了转到阳泉去了，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挪不了窝儿，眼睛直直地不知看在哪儿，好半天才缓过神来，然后就开始发愁：在太原找关系已不容易，阳泉离那么远，就算人托人想找个关系，也更难呀！父亲正急得团团转时，突然想起他有个高中同学在阳泉当着个小官，或许在荫营矿上会有认识的干部，能托他照顾一下我。马上电话打过去后，父亲的老同学蔺伯伯满口答应，当即把电话打在许监那儿。许监是长治人，同属晋东南地区，也算半个老乡，听说所托照顾之人叫白露，连连表示知道知道呀，就是我从晋普山接过来的嘛，当时就准备让他留在地面上的，可是冯矿长……

冯矿长，大同人。原告欲将我从晋普山转往大同不成，落在荫营后，他们又托人找到冯矿长，提出一定要让我下坑劳改，同时希望能狠狠收拾我，最好能怎样怎样。冯矿长当即表态：人家没犯啥错误，咱好端端地不能收拾他，不过下坑这一条可以做到。所以，我原先以为是“郝教导专门把我要到六大队”这句话只对了一半，应该是我在被确定只能分到井下中队后被郝教导抢到了六大队（暴力型犯人不一定非得到开拓大队的，谁抢到算谁的），以前我还对去不了考核组而到了六大队下坑劳动而对郝教导心里颇有微词，但一个多月前见到荫营来找我的几个干部后我才得知内情：原来我必须下坑劳改！所以对原先对郝教导的怨言很是惭愧。至于说到冯矿长，他并没做错什么。首先，犯人到了这儿，下坑劳动天经地义（下坑是本份，留地面是人情），其次，他碍于情面把我分到井下中队，也算是给说情者一个交待了：看！这可是活最累苦最重的开拓队吧！满意吧？所以，我后来的工种由井下调到地面，并在荫营五千犯人中也小有名气，冯矿长也许会知道，但他没有追究，就凭这一点我也感谢他。

十二下　　组　　了

第十二条听到就寝预令，迅速按指定位置端坐或站立，听候点名，不得喧哗、耳语、走动。

不知不觉，我下队已经半个月左右了。每天早班出工后（快六点）我们就起床，跟着王权力打扫公共卫生，然后是长时间地坐着背规范。六章五十八条我是早就背会了。我们四人就是一个临时互监小组。互监组制度，是监狱系统对犯人进行管理上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以三至五人为一组，以类似株连的惩罚方式来要求组内的犯人互相监督。“十不准”第三项就有规定：不准脱离互监小组擅自行动。所以，我们四个新犯人无论干活还是上厕所，都得集体行动。白天我们干活的时间毕竟少，大部分时间就只能干坐着。整个中队静悄悄的，我们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在监舍内遛达，怕挨打。中午吃过饭后，继续坐着背规范。倒是可以坐在小凳上小憩一会。一直到下午五点多，才有可能被王权力叫到操场上走一会队列，活动一下筋骨。

队列训练的动作是枯燥乏味的，时间长了我们也不耐烦，略有漫不经心吊儿朗当之嫌。王权力在前面喊操口干舌燥却效果很不理想，窝了一肚子火也没地方撒，便赌气地说：“咋！你们这是想咋了！不能好好走，你们就跑步吧！来，跑步！——走！”

我们便偷笑着围着操场跑开了。

这是1996年9月11日。

我们四人在操场上跑着，一边跑一边扩扩胸，真舒服！天高云淡，已经略有一丝秋天的凉意。在这种天气里跑跑步真舒服。球场上面就是荒坡，不远处就是相隔三米左右的两堵大墙，外面那道墙上有电网，有岗楼，有一个岗楼离操场挺近，里面的武警警惕地注视着下面操场上跑步的几个犯人。

感觉不错！我们越跑越快，象撒欢的兔子，连老鬼刘才清都跑得飞快，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地说：“每天坐小板凳，骨头都硬了，出点汗真舒服。”

是啊，我都有点忘了不知哪天就要下坑呢，真想在这六年半的余刑里，每天都是新犯人，每天坐着背规范，每天这样跑跑步……

这时，段指导出现在操场的门口：“王权力！”

“到！”王应声跑到指导员两米处站好，听候指令。

“把他们四个叫办公室来。”

“是！”

段指导转身进去了。王权力叫我们立定，整好队后带入办公室。我心里很是惴惴：是不是刚才跑得太快了有点得意忘形了？

我们报告报数进了办公室后贴墙站好。

“咋？还跑步了？每天坐着不耐烦了？你们下了队也半个月了，从明天起，下组，出工。”

我恍如三雷轰顶，恐惧的事终于到来了。不过之所以是三雷轰顶而不是五雷，是因为这几天我已经在心态上调整得差不多了。死狗饶不过剥皮、长痛不如短痛迟痛不如早痛、该死的逑朝开不该死的活了一年又一年……我每天就是默念着这些口诀强迫自己去面对去接受即将下坑劳改这个严峻的现实。但是，我还是感到恐惧，还是想逃避，所以在听到“下组、出工”的命令时，仍颇有“风萧萧兮易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怆。

段指导打开办公室隔壁的库房门，指挥着王权力从里面抱出下坑所需物品，分发到我们手里：每人一身米黄色的帆布工作服，一双高筒胶鞋，一顶柳壳安全帽，一身下坑时穿的蓝色棉衣棉裤，一个自救器，一个水壶。然后被告知：我被分在三组，刘才清和王燕军在一组，胡玉强在二组。

然后，我抱着铺盖郑和这一堆东西，被带进了三组的监舍。

三组今天是早班，组员们已经收工后在监舍里坐着——没人敢往床上坐，床上的内务很干净整齐，床单都是展刮刮的，那是让看的，只有到了睡觉的时候才可以上床，人们全坐在靠墙的一溜小板凳上。监舍也不大，每个监舍里有五张铁架子床，中间的三张并在一起。三组加上我共有二十个人，住着两个监舍。我住的这个是值星员老胡所在的监舍。段指导亲自送我们四个新犯人下组。当我们出现在门口时，里面的犯人全部起立站好。段指导说：“胡××，给你们组下一个大学生，你安排一下互监组和以老带新，随后报到我那儿。”

“是！”老胡答应着叫我进来。段指导去送其他三个犯人了。

我怀里抱的东西满满一怀，很紧张，手足无措。

老胡指着最中间的上铺一个空铺位：“先把铺盖放这儿，那些窑衣水壶就扔到墙角，明天下坑就带到窑衣房了。”我听令而行。

他又叫另一个犯人：“冉其军，这个人分到你们互监组，你就带着他。今晚上教些他下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