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才清固然年纪大饭量小，但上一顿收工饭和这一顿出工饭之间相隔十八个小时也让他饿得够呛，再加上平时我们闲谝时我们也总是老刘长老刘短叫得挺热乎，目的很明显——就是要让他出面和干部讲：我们太饿啦（我们试探过小邸，他说哪个新犯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没人敢和干部提要求。而刘才清也不好意思向老毕讲：自己都好几劳改了，骨头硬，扛得住这份小饿。可我认为骨头硬和肚子软并不冲突。此时见了段指导亲自过来询问，我们三人便都使眼色逼着老鬼开口）。刘才清干咳了一下，陪着笑小心翼翼地说：“指导员，按们几个每天下午吃了收工饭，第二天中午才吃出工饭，落得有点远了，恶倒是岁数大了不要紧，他们几个后生就有点扛不住。”操！这个老鬼狡猾狡猾地！不过他是太原人，希望这份乡音能博得段指导的一丝乡情。
段指导点点头：“倒也是，人是铁饭是钢，这两顿饭离得是远了点，况且你们每天甚也不干就坐着，闲饥难忍呀哈哈哈。”
我们四人点头如捣蒜，但谁也不敢开口，因为此时我们若一说话，便有恃众索食之嫌。于是我们在点头的同时在脸上夸张地浮现出希冀渴望的表情。
段指导扭脸问小邸：“毕文锁了？”
“在了。”老毕象鬼一样从门外闪出身影，他穿着瞄狐鞋（黑胶底布鞋）没声音，看来在干部巡视中队时他做为主任始终不离左右的。
“你安排餐厅，中班收工饭多打点，到时候把他们几个叫起来再吃一顿饭。”
老毕应了一声，段指导转身走了。
我对段指导挺感激，但这儿是劳改队，不能象在社会上那样说“谢谢”，规范上倒是有要求犯人之间要讲礼貌用语，但犯人和干部之间就用不着酸不拉叽地老是把“谢谢”、“对不起”这些挂在嘴上，要是你算个有质量的后生，受恩于干部时逑也别说，干活时玩命干就是了，做错事了也逑也别说，顶墙上任镐把往背后抡或电警棍往身上戳就是了。这就是二十三队的特点，也姑且算是暴力型罪犯的一点可爱之处吧。
第十条不准设立小灶，多吃多占集体食物，不准喝酒和违反规定抽烟。
郝教导还是郝指导时，在二十三中队的这种管理方法——对普通犯人体贴关心、对勤务犯和三大员超乎寻常地严格要求，这种方法有好处：赢得了中队犯人的尊敬（不仅是板油，也包括经常挨训的这些大油），这个很重要，这就有了凝聚力和向心力，犯人愿意听干部的话，便于管理。但是，也存在着弊端。
我也许分析得不对，因为我不认可象美国所说的那种人权。我不会因为在号子里的某个时间段混得很板就怨天尤人，也不会因为挨过干部三次打就认为干部打人不对，也不会因为郝教导对我不错就拼命说他好。我只是比较客观地以自己的角度去分析一下。
犯人（包括我）是什么人？是犯了罪的人，或偷或抢都是好逸恶劳的人，或打或杀都是目无法纪的人，或绑架或强奸都是漠视生命的人，当然，也有被冤枉的（我可不敢说自己冤），但毕竟是极个别，绝大多数犯人都是在主观上有恶意客观上有恶果的，我想任何政府都会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就算是美国的驴象二党在中国执了政也不会纵容犯罪的。所以，犯人就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人。这也是为什么监狱对犯人思想改造时要我们“深挖犯罪根源，摈弃社会恶习”的原因。六年半中我每天和犯人们生活在一起，深深体会到这一点。有的犯人在某方面或许不错，但不能掩饰他在犯罪时的劣性，就算抢劫运钞车准备成立什么爱国战线的白法义等四人，我佩服他们敢想就敢做，但他们屡屡杀人劫车，可曾想到被害人的生命凭什么就在他们手中消失？这就不对了：你想杀哪个贪官，踩好点以后悄悄去干；你想自焚，用雪碧瓶装上汽油后找个没人的地方烧去，别鸡巴在天安门烧，这算是烧给谁看呀，操！要是有人说：“我怎么没见他们有多恶呀。”这是废话，他们已经因为恶进了监狱了，要是绝大多数犯人在这里面还象在社会上那样肆无忌惮，那要这监狱有逑的用。别说干部要收拾他们，在我的手底上就要先过他一层皮的。
监狱是什么地方？按监狱法上所说，监狱是惩罚和改造相结合的地方，并且“惩罚”二字可是头铺的哟。按郝教导的话说，监狱是把绝大多数犯人改造成能自食其力的新人的地方。既然要惩罚，就得有效果，就要痛其体肤，就要触及灵魂。我认为仅仅让犯人失去自由是不够的。自由是什么呀，自由就象红烧肉，很好吃，但不吃也饿不死。放眼全球，范围太大了，就放眼中国吧，谁能有无比的自由啊！哪儿不都是铁防盗门窗呀！门上的猫眼不也和号眼差不多吗？无论在号子里还是在社会上，好象人生来就是为了互相防范互相欺诈互相戒备的。就算大官们出门，到了哪里也是四周全是警察包围着的啊，只是腕上没有手铐罢了。所以我认为，对犯人来说，仅限制自由是远远不够的。象在美国的监狱里，犯人吃的喝的住的用的娱乐的学习的健身的各方面都那么好（操！设施快赶上县政府招待所了，待遇快赶上县长了），那样能使犯人发自肺腑地对监狱感到害怕而不愿再来吗？只是流浪汉们的避暑防寒之所罢了（见高中课本，好象是欧享利写的一篇文章，名字忘了），更别提什么在思想深处弃恶扬善重塑自我了。惩罚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其是劳动改造算得上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外国总攻击中国销售什么奴工产品（这个词好象不对，叫劳工产品？），我就想不能为什么要攻击呀？难道犯人就不应该受到惩罚？（我也一样，也遂某人心愿地下坑劳改了），难道惩罚只有用警棍不停地打这一种方式？劳动改造的我们在接受惩罚的同时也创造了财富，这有什么不对？我们的工资确实不高，但犯人的劳动，惩罚性是首位的，况且我们每个月还有八块钱的工资，每季度还有四十多块的超产奖（井下中队才有，如果超了产的话），知足吧，好多民工们吃的没我们好，住的比我们差，劳动环境要恶劣得多，照样挨打受骂受虐待，他们辛苦一年有时连一块钱的工钱也要不上呢！况且我们有大锅饭吃，有囚衣穿，冬有棉夏有单，每个月卖货时就算帐上没钱中队也会给同样的一份东西——二三十代方便面，几根火腿肠，毛巾香皂这些都有，就算一个月挣一百万也花不出去呀！再说，我们的茅儿岭有百草牌牙膏、洗衣膏、汾阳有精美的铝器、临汾有发动机、东太堡有夸、还有好多劳改矿挖煤，凭什么外国就要指责这些质优价廉的产品不应该参与竞争？那些待遇还不如我们的民工们的产品就可以参与竞争？什么鸡巴人权，只不过是为攻击别的国家找借口罢了。我对此深感鄙夷。
跑题了？
郝指导的这种做法，虽然赢得了人心，调动了犯人的改造积极性，但其弊端（我认为可能算得上是弊端，但也许我是错的）是显而易见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勤务犯、三大员们对普通犯人的管理。
且不说风得全国号子里的水土之风，就算在每个劳改队里，也合理合法地成立了犯人中的管理机构：积委会——中队劳动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内设主任、纪律委员、学习委员、生产委员、卫生委员等多职，在每个生产组内又合理合法地存在着三大员——值星员、生产员、安全员。这些勤务犯，其设立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干部对众多犯人进行监管的。他们从号子到劳改队，由板油到大油一路摸爬滚打混起来，其经历使他们认识到：犯人管理犯人，惟一个“打”字耳！无他。但是，郝指导来了后，这些全变了：又要让他们管，又不让他们打：“你们长得甚的脑子！嗯？！只会个打！嗯？！谁没有长的手！谁不会个打！管理光靠打的话要你们干甚了！回去好好想一想！动动脑子！ ……”他们认为这无异于周扒皮的做法：“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但是，勤务犯在挣分减刑评奖等方面是优先考虑的，所以，在郝指导的厉声斥责下他们抓耳挠腮面红耳赤。有一种说法是“用严格的监规制度来约束犯人”，但是他们总得去管那些违反了制度的犯人吧？也不能象幼儿园的小朋友那样有一丁点情况就去干部办公室汇报吧？这样又显得自己没水平，还会招来一句：“告诉过你把这些事故扼制在萌芽状态！你就不能平时多观察多留点心眼？！嗯？！咋搞得你！就这点水平？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