啤酒摊旁落座后，我们斟满两杯碰了一下（我戒了酒，只陪他）。他说本来两年前就出来了，三监出了点事，有个犯人保外就医后贩毒就抓，承认自己是找关系办的保外手续，并且送了不少钱，所以监狱长和狱政科长也被抓起来了，这就影响到他的减刑。他也承认在那里面混很难，在晋普山就太容易了（家乡），他摸爬滚打也是历尽坎坷。对此我深有同感。他说2001年省劳改局举办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史无前例盛况空前啊！光音响就花了150万。不过全省劳改煤矿这么多，这些只是毛毛雨。从省内各监狱抽文艺骨干到太原集中培训、排练六个月，每顿饭四个菜（操！我在心中眼红，比我现在的生活还好）。只犯人乐队就150人，参演作品无数，由省歌（省歌舞团？省歌剧院？）请来的教授们筛选。那可真是比实力呀！很多落选者痛哭流涕失去了这么好的立功受奖的机会。他说茅儿岭去了不少年轻女犯，每天吃、练都在一起，虽说搞不出什么绯闻，但眉来眼去打情骂俏也很是开心。我俩会意地哈哈大笑。他说所有节目中他是第二名，第一是个唱民歌的。他是通俗歌曲，演唱时有十二个女犯伴舞，很是气派，也属重镑级人物，想让哪个女犯伴舞和领队说一声即可，那些女的很是感激和高兴。他说此次会演回来后监狱给他记了特等功一次、表扬两个、省级劳动改造积极分子一次，总的算抵了两年吧。

谈到现在的谋生时他表示想先干个小饭馆或包间铺面，慢慢来，这点与我不谋而合。谈到成家时他说别人给介绍的不少，走着看吧。我说对，反正已经不是二十四五了，这是现实，索性就更不能急，挣钱和感情方面都得稳妥，慎重。他说现在和社会上的人来往不多，社会变了，不打架了，都在忙着搞钱。他刚回来时来看望他的人很多。我说如果有信得过的并且有能力的朋友，也可以让他帮着把自己扶起来，毕竟空手闯荡太难了。

后来我们起身，沿广场随便转。在一个入口处看到一个穿着前卫长相俊俏的小妮子。小妮子正在与别人说笑，一扭头看到卫东后连退两步，吐吐舌头，笑了笑。卫东过去和她打招呼。我想这应该是卫东哪个朋友的小相好，听说过卫东的鼎鼎大和斑斑劣迹，可能也随人去拜访过。就在旁边呵呵笑了。

一会我俩挥手道别：以后常联系。

各位好！今天早起去郑州了一趟，刚回来吃了饭呵呵。先发个昨天打出来的帖，再回答几个问题

七辗　　转（上）

但是，亲人们在外面所有的努力，在东太堡的我是不知道的。

李华卫和大傻已经基本定下来相跟着去气压机了。他俩一个不以为然一个兴奋异常，时刻准备开拨。他们要是先于我离开东太堡，所有吃的会全给我留下，还有一部分烟（我不抽，但大油身上哪能不装烟呀，见面相互敬烟这是礼貌），嘿嘿嘿够我吃好几天的了。对了，我当时身上还带着四百块钱的现金，脚下的布鞋鞋底的夹层中各压着一张，身上穿了个不起眼的线衫坎肩，左右肩膀处的缝边处，拆开个小口，也各塞进一张折成长条的钱。这都是在上马街早就准备好的，也是我的全部积蓄（靠投机取巧瞒天过海卖烟之所得）。到了东太堡后我问李华卫用不用把钱取出来买吃的，他说他的钱多得花不完，我的留着以后自己办个什么事方便。可是，我的出路在何方？我很茫然。

还有一个担忧之处我深藏在心底，从未向别人提起：原告方关系网庞大，此次判我十年赔五千块，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如今我能想到希望父亲找关系把我转回晋普山，可对方会不会也在找关系想把我调至大同当地劳改队服刑？应该存在这个可能。

我住了三年多号子，见过的坏人坏事不少，应该是见招拆招无所畏惧了吧，其实不然，这个深埋心底的恐惧时刻伴随在我左右，而且还不能和别人讲，如果讲了别人自然会想：看来你小子心中有鬼！还鸡巴说什么防卫过当，纯粹就是故意杀人嘛，你怕对方把你调到人家那边报复你！

不是这样的。无论当时还是如今，我对致死人命没有丝毫的愧疚。我确实是认罪服法，因为劳改队的犯人如果不服判老是申诉、不认罪服法，是不可以减刑的。但表面上的认罪服法不等于我在心里就承认自己有责任。我此时的恐惧是因为自己一旦被转到那边无异羊入虎穴。我下定决心宁为瓦全也不为玉碎，宁愿加刑转往监狱也不在那儿做无谓的抗争然后轰轰烈烈地死去。想加刑去监狱对于我很简单：只要不在第一次服水土时被打死，留我一口气在，我就会在半夜里将其他人的眼珠全抠出来（不能把人搞死，那会被枪毙的）。

就在这翻来覆去的煎熬中，我在东太堡已经呆了半个月了。

1996年4月6日上午，我在工房象往常一样折书时，大傻象风一样刮了进来：“白哥！叫你走咧！”

我心中一惊一喜一热一慌，扔了竹板就往外跑，就听小卫在前面叫着：“白露！卷铺盖！”

我三下王除二把被褥一卷，外面用大床单一包，很快收拾停当，李华卫往里面塞了几包红塔山和三五，还有一些吃的，然后拍了拍我的肩：“去吧。”

带我出监的干部就在院门外等着，我无暇多说些什么，用力抱了抱李华卫和大傻：“我先走一步了。”转身离去。

与李华卫这一别，至今没再相见。后来听人说，他在气压机确实耍得不赖，每天带着犯人出外工（应该是这个中队的主任级别），除此之外，更体现在他已经不抽三唑仑片了，而改为抽海洛因了。这东西很贵，一般人抽不起。他能，因为他以药养药。听说他在出外工的路上会从别人那儿买一些，回到监舍后再分成小包，卖给其他出不了外工的犯人。这是真是假我没能亲自问他，不过气压机里有钱犯人多的是，在社会上吸毒的后生也多的是。

我抱着铺盖卷，报数跨出东太堡的大铁门。外面停着辆警车，车边站着两个干警。我瞟了一眼车牌号，好象是晋J？这是哪个地区的？不过绝对不是大同的，那儿是晋B！我心中巨石稍微落了点，钻进警车里用铁栏杆隔开的后半部分，一人过来叫我把铺盖卷就放在脚边，给我戴上手铐。

“呜－哇－呜－哇－”的警笛声中，警车启程了。我扭头看看窗外，东太堡已是渐行渐远。野花野草愈来愈多，满树吐绿，春意盎然啊！

这是我第三次转监了吧，每次羁押场所的变换都让我心惊肉跳、对前途惶恐不安，这次也不例外，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将被转往何处，而前面的两个干警也没人同我搭话，几年的号子经验告诉我，到了陌生的环境时不能轻易张口，无论说话还是询问，都不能，只能靠观察、靠分析、靠思考。

其实这次转监带给我的恐惧完全来自于对交通知识的无知。大同在北，晋城在南，东太堡居中。从观察铁窗外的阳光我能感觉出车是在向南走，但我实在不知从东太堡到晋普山一路上应该经过哪些城市（这次经历使我在日后的思考中认识到旧社会愚昧的人们理解不了天灾人祸所以求神拜佛，从而更好地掌握了哲学中关于宗教的起源的说法）。

警车刚驶离东太堡就把警笛关了。这样也好，我听着心烦。过了好大一会，到了个大牌楼处，上书“大东关”。干警之一说：“哟！杀得不慢么！这么快就到了祁县了？那咱们不到中午就到汾阳了吧！”另一位答：“那可不！上了大运路更快！”

祁县？汾阳？这些都是我耳熟能详的地名，但它们在太原北还是南呀？我实在忍不住了，怯怯地问了句：“干事？这是把我往哪转呀？”

“往哪转？”他们二人对视之后哈哈大笑，“你说这是往哪转！”

我莫名其妙，这不是废话嘛！我知道还用问你们吗？不过仔细分析一下，他们既然感觉我的提问很可笑，说明他们认为我应该知道是去哪里、这是明知故问，那么如果我知道，那我应该知道什么呢？要是往大同劳改队转，这是我打死也不愿意去的；要说往晋普山转嘛，我倒是和父亲说过，如果此次确实是回这儿，那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父亲会事先告诉我的，这就和他们的大笑和废话一样的回答吻合了。

难道，我真的就要回晋普山了吗？我心中暗喜。可是，那样的话警车出了太原就应该经过长治回晋城呀？沿途没有汾阳啊！他们这说的去汾阳干嘛呀？

出了祁县大东关，路两旁的建筑说明我们沿途只是穷乡僻壤，窗个偶尔闪过“文水县……厂”的牌子。在我印象中太原往北的雁北地区都很穷，难道我会被转往大同吗？我心头涌起一阵阵的悲怆类似于从南看转往上马街时的绝望。好在我已非吴下阿蒙，心中早已认准了“宁可加刑去监狱，也不留在大同劳改队”的想法。

临近中午，警车驶入汾阳市区。

汾阳盛产汾酒，早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大名。我还以为当地会在汾酒厂这个龙头的带动下经济会很发达，但印入眼帘的街景却让我大失所望：是灰旧斑驳的二层小楼，装葺一新的高楼大厦几乎没见到。路上的行人衣着很是简朴，与太原那些干事们身上的蒙物娇皮尔卡丹宾度王相比，简直就是寒酸得很。马路上摩托车、汽车不多，偶尔过去一辆机动车还是车窗抖擞的旧吉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