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儿，走，我们去看子龙哥哥考起大学了，这哈儿政府要给他带大红花。”我爷爷抱起我就走，那会儿我刚好6岁多了，“苦儿，以后你也要跟爷爷争光，考起大学哈”，我当时并不明白什么是大学，只知道这是个比较高级的玩意儿，我妈经常给我念叨以后让我考清华大学，要当科学家，我就潜意识中有个清华大学这个概念。当时86年的时候，中国恢复高考没几年，考上大学的简直凤毛麟角，我们这儿比较落后，还没有考上过什么重点大学的学生。宋子龙哥哥当时考上了名牌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这在我们哪儿引起了轰动，要表彰我的子龙哥，当时的乡长和区长都来了，在我们老家以前放电影的地方给子龙哥批红挂彩，还用几张桌子给子龙哥临时搭了一个台子，周围十里八村的乡邻来看热闹，一睹子龙哥的风采。当时锣鼓喧天，区长讲完话，乡长讲话，乡长讲完后就由区长给子龙哥带大红花，而且还给子龙哥奖励了200块钱。那种众星捧月的感觉，就有点像古代中进士的感觉，让我们村从此名扬十里八乡的。至此，子龙哥就成了我们小一辈的偶像，成了激励我们前进的目标。

我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1980年出生于重庆江津一个贫困的小山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育有三个儿女，我姐老大，我哥老二，老三自然当仁不让就是我了。我出生的时候，老家是农村，特别穷，都是找个接生婆自己生，那个时代，顺产还好，皆大欢喜，如果难产，很多的产妇就直接和未出生的婴儿就直接报销了，一尸两命，没有办法，一切都是听天由命。听奶奶说，我出生的时候，先出来屁股，这可急坏了家里所有的人，意味着母亲难产了，为了生我，母亲可是遭了老罪，接生婆最害怕遇到这种情况，她没有专业的知识，也是记得满头大汗。当时这个接生婆不断的咒骂我，说我调皮捣蛋，觉得我要毁了她一生接生平安的清誉，生气的在我的屁股上狠狠的掐了一把，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我的屁股到现在还有一块青色的胎斑，大概就是这个恶毒的老太太掐的吧。由于屁股先出来，那地儿就那么大一点，我就这样不上不下的在哪里卡住了，出也出不来，母亲受罪了20多个小时，命悬一线，这可是一尸两命啊，虚弱的母亲已经筋疲力尽，甚至开始拉着我父亲交代后事了，要父亲照顾好老大老二两个孩子，全家人都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

我们那里隔乡镇太远，又是山路，去叫医生显然是来不及了，大家都唉声叹气，觉得我是一个灾星一样，痛苦不堪的母亲已经休克了。可能我是命不该绝，这个时候，抓计划生育的工作组正好进村了，一行人20多人的工作组浩浩荡荡地朝我们队开过来了，当时有个政策，只要孩子没有落地，超生的一律引产，管你是8个月，9个月，只要没有落地，全部抓到乡镇卫生院去做人流，我正好也是他们要消灭的对象，因为我母亲躲了好几次，没有抓着，他们心有不甘，这次首当其冲要抓我母亲，听生产队的小队长说，我母亲这次正好在家待产，一行人打了鸡血一样冲到我家，为了防止我母亲的逃跑，他们二十多个人包围了我家的房子，决定来个瓮中捉鳖，十拿九稳的事情，我母亲即使插翅也难飞，其实当时我的母亲已经昏迷了，那还顾得上逃跑，命都快没有了。

七十年代末期以后，四川（当时重庆隶属四川）进行非常严格的计划生育，家中排行老三的我出生以前也是属于超生的范围，据母亲后来给我描述，由于生产队村民的举报，母亲怀孕四个月之后，就开始了跟计划生育的工作打起了游击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东躲西藏的，惶惶不可终日。每次工作组过来都是二十多个人，一般都是乡干部挂帅，村干部领头，小队长开路，乡卫生一个医生陪同，还有武装到牙齿的派出所的公丨安丨，还有就是几个心狠手辣的二杆子，这家伙一旦要是被抓住，那可是要命的，谁也逃不了，如遇反抗，直接抓起来专政，可以理解，计划生育是当时的基本国策嘛。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工作组第一次来我家，母亲无地可逃，钻进了黑漆漆的猪圈里面，躺在在猪圈里面装猪，浑身都是猪屎，也顾不上臭了，可也真难为了母亲，工作人员走进猪圈查看时，估计猪圈太臭，捂着鼻子就没有仔细看，我母亲大气不敢出，胆都吓破了。农村的瓦房子一般都是楼上放柴火，楼下住人，怀我六个月的时候，工作组又来了我妈慌不择路，这一次躲在了楼上的柴火堆里面，把自己埋在了麦秆堆里，工作人员上去翻柴火，还从我母亲的身上踩过去，好在我命大，母亲硬挺着，没有别发现，那阵势，没把母亲吓晕过去。当怀我八月的那一次实在没地儿躲了，钻进后门的红苕窖里面，用一个装红苕的筐子把自己罩上，工作组的人员几次搜查从母亲的身边经过，母亲吓得战战兢兢，要抓我妈前去做人工流产，想想就害怕。后面在亲戚家里东躲西藏了2个月，我们那儿有讲究，孩子不能生在别人家，所以快到出生的时候母亲回家了，毛主席老人家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在我出生的过程中可谓运用的淋漓尽致，苦了我母亲，这么多难关都闯过来了，可偏偏就难产了，这不是功亏一篑吗？还不如当初让我娘把我直接引产了得了。

工作组的医生见了我奄奄一息母亲，摇了摇头，难产，必须马上处理，要打胎也来不及了，没有药，如果再不处理就出人命了，她可能心软了一下，一下子骂跑了旁边的接生婆，找我奶奶要了一把剪布用的剪刀，找我爷爷要了一瓶农村高粱自酿的白酒，喷了一下，算是消毒，一剪刀下去给我母亲做了一个环切，这才算是把我给掏了出来，这样也算母子平安，母亲和我均算是捡回了一条命，我就这样生下来了，算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落地后就不能在处理了，我是有人权的。母亲很感激她，总说她是我的救命恩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后来碰到这个老太太，甚至有些怕她，因为我多次亲眼见过工作组押着我们村的产妇进乡卫生院引产，个别的孕妇在里面还把命永远的撂在手术台上，对于这个救命恩人，我总是感激不起来，总觉得她身上有股杀气，据说死在她手上的胎儿少说也有成百上千，当然，这是她的工作，必须服从组织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