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中’处理？”

“你们用不着惊奇，在我们德国，酒后驾车是被允许的。当然，这只是针对21周岁以上的司机，而且是过了驾照试用期，我们德国是考取驾照2年以上，血液酒精浓度低于低于005。”克思曼先生说。

“但是，一旦超过了这个标准，则会被认定为酒驾，且无论对他人是否造成伤害，酒驾者都将被吊销驾照9个月、判处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时，将终身吊销驾照。由于德国与其他欧盟国家的驾照互通，所以，在德国被吊销了驾照，也就意味着在其他任何欧盟国家都无法开车了。”克思曼先生说。

“对于青少年，即未满21岁或者尚在实习期的驾驶员，我们德国则是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一旦抽检发现血液中含有酒精，无论是否达到法定的酒精浓度标准，均视为酒后驾车，并将处于125欧元和扣两分的处罚。实习期内的驾驶员，将被加重处罚，实习期也从2年延长到4年，并强制参加交通法规培训班，直至毕业才能重新拿回驾照。”克思曼先生说。

“还有，凡两年内犯错被扣九分者，就会接到一份警告书；被扣14分时，即必须再重进驾校笔试，或道路驾驶再考试；被扣分累计达到14分时，就被收回驾照。”克思曼先生说。

“我们德国丨警丨察和交通部门，之所以对酒后驾车的处罚如此之重，主要是因为，在德国90％以上的交通事故与酒精有关。为严肃交通法纪，德国联邦政府特别制定了更为严格的酒精测量制度，使得愈来愈多的饮酒开车者难逃这一关。据统计，德国每年约有15万人因酒后开车被丨警丨察抓获，其中，不少人受到了罚款扣分，以及有限期或终身被吊销执照的处分。”克思曼先生说。

“不过，我们德国对酒驾还是有些人性化的。我们德国有一个观点，就是适当的饮酒并不影响驾驶。还有，我们德国人喝酒是自己想喝，喝的还是啤酒，度数不高。这跟你们中国不一样，我领教过你们中国人喝酒。你们喝酒劝酒是文化，不得不喝。因此，即便我们德国人可以喝酒，喝酒上路事故的发生率也比你们中国低得多。”克思曼先生说。

“你们德国允许酒后驾车，那最多能喝多少呢？有没有一个参考的数据啊？”我问。

“血液酒精含量受人的性别、身体含水量、空腹、身高等多方面影响，其中体重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我们德国人多数都人高马大，常喝的啤酒酒精度数一般为5到9°，对一个100kg左右的德国人来说，喝两瓶500l的啤酒问题不大。可以开车。”克思曼先生说。

“哦。”

“但是，在你们中国就不能这么干了。你们中国体重整体偏低，又以高度白酒为主，喝半杯酒估计都可以查得出来。而且酒桌文化格外盛行，一旦喝了就绝对停不下来，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还是不喝或者少喝为好。”克思曼先生说。

“你们德国查不查酒驾啊？”我问。

“不经常查，关键是靠自觉。不过，如果查出了酒驾，处罚是很重的。在我们德国，酒后驾车依体内酒精浓度之高低，适用于不同的法律。总的来说，我们德国对酒驾的处理是很严厉的。”克思曼先生说。

“我们还要回到慕尼黑去，您今天喝酒了，怎么开车啊？”我问。

“这不用你们操心，我的司机已经在岸边等着我们了。”克思曼先生说。

“那就好，那就好。”我说。

酒喝得差不多了，我们乘船到了岸上。克思曼先生的司机开车，把喻颜送到了慕尼黑领事馆，把我们送回了慕尼黑的酒店。

洗浴完毕，刚坐下来，写明天招商会的讲话提纲。电话来了，是应老师的微信视频通话，我接通后，看见应老师笑盈盈地望着我。我犹豫了一下说：“换成语音通话打过来。”

过了一下，应老师的电话打过来了，我一看，又是视频通话，就挂断了电话，通过语音通话打了过去。谁知应老师挂断了电话，又通过视频通话打了过来。

我看见手机在桌子上震动，就是不接电话。一个美女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容易分神和误事，还是防微杜渐好。

一会儿，手机停止了震动。过了一会儿，手机又震动起来。我一看是语音通话，就接通了电话。

“您怎么不愿意视频通话啊？”应老师问。

“语音通话不是一回事吗？”我说。

“既然是一回事，那您怎么让克思曼先生跟我视频通话，不让克思曼先生跟我语音通话呢？”应老师问。

“你没读过东方朔的《答客难》吗？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我说。

“您这是狡辩啊。”

“我是实话实说。”

“我要跟您视频通话。”

“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不为什么。”

“您是不是怕我啊？”

“你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丫头，我凭什么怕你啊？”

“不怕我，为什么不能视频通话？”

“不能，就是不能。”

“您是不是担心什么啊？”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一点也不担心什么。”

“既然这样，那您为什么不愿意跟我视频通话呢？”

“我不乐意，行了吧。”我说。

“哼。”

“你为什么要跟我视频通话啊？”

“监督您啊。”

“我又不是坏人，你监督我干什么？”我问。

“我问您，您是不是月光县县委书记、代理县长？”月光县第一中学英语教师应姗红问。

“如假包换。”我说。

“您说，一个县党政主要负责任人，是不是应该和人民群众打出一片？”应老师问。

“是啊。”

“是不是应该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必须的。”

“我看您就没有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也没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应老师说。

“怎么没有啊？我觉得我一直在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一直在虚心地、自觉地、诚恳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啊。”

“我怎么感觉，您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

“怎么不一样？”

“您连我这个人民群众的视频电话都不接，见都不能让人民群众见一面，怎么能说的上是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呢？”

“你别跟我偷换概念，无理狡辩啊。”

“我没有，我就想跟您视频通话不行吗？”

“不行。”

“我就想监督您，让你一心一意为人民群众服务，不行吗？”

“你可以监督我，月光县的五十万人都可以监督我。但监督，并不是只有视频通话这一种方式。”

“那既然视频通话是一种方式，您为什么不愿意采用这种方式呢？”应老师问。

“我有选择权啊，采用语音通话方式也是监督我的一种方式啊。”我说。

“我对您有意见。”应老师说。

“我忙着呢，等我回县里再提吧。”

“我就想现在提。”

“那你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