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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前，到达了通辽机场。到通辽后，一位苏联少校问溥仪：“为什么想要逃到日本去?”溥仪向他诉说了在伪满身不由己的苦衷，明确表示了想去莫斯科的愿望。

在机场溥仪用他很不熟练的英语，勉强地与苏联军官交谈，要求与日本人分开，苏联军官同意后，立即命令桥本、吉冈、浪花等离开。一群苏联士兵在机场上发现了溥仪，好奇地过来和溥仪握手，然后坐上吉普车驶往街内，安置在一家私人医院张励清先生家中。这位医生很好客，不仅热情招待溥仪，还准备杀鸡，因溥仪忌杀生、吃素，坚决拒绝才作罢。

晚间，来了些苏联军官和随军记者，都是溥杰和万嘉熙用日语担任翻译。苏方通知：明日乘苏军军用飞机直飞莫斯科，但真正上哪儿呢?谁也不知道。夜间，大家住在一起，有住炕上的，有在地下桌子上的，总之对付了一夜，明天还得到异国去当囚徒哩。对溥仪一行人来说是一个漫漫的长夜，说是度日如年一点也不过分……溥仪戴着角质眼镜，穿着深色西服，浅色衬衣，衬衣领子翻在衣服外边，不打领带。他的身子清瘦而单薄，脸色苍白，显得惶恐不安。

第二天又飞赤塔。从1945年8月到1950年7月，溥仪一行先后在前苏联的赤塔和伯力过囚禁生活。

如前所述，溥仪一行从大栗子沟仓惶出走时，只带出来一小皮箱金银珠宝，这是为以后生活打的算盘。他并不热爱苏联，但屡屡要求留苏，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企图先保住脑袋，然后再相机行事，转到拉丁美洲或美国去当“海外寓公”，或者携带珠宝去英国投靠当年的老恩师庄士敦。他曾说，以后的日子就指望这些珍宝了，可是，苏联当局和战俘管理人员也惦上了这些宝贝。

一天下午，伯力州内务局长道尔吉赫专请溥仪赴宴。在宴会上，这位东道主对溥仪说，苏联战争创伤很重，又遇上大旱歉收，困难很多，希望溥仪能慨予解囊，大力支援。溥仪明白不能“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场答应捐献。他回到小楼上，连忙把几个手下人叫到一起计议。

大家也知道不献是不行的，但忍痛割爱，又绝了来日的衣食之源，经过一场密谋，侍卫李国雄急中生智，提议从大栗子沟带来的那个原装电影放映机的箱子改装藏宝。这件秘密直至回国，始终未被苏方发现。此外，溥仪又决策化整为零，分给每人两件珍宝，作为私物，备日后个人不时之需，也免得被人一网打尽……还有一小袋珍珠藏在壁炉里。溥仪的西服上衣里还缝了几个秘兜，也藏有不少小件珍宝，每次洗澡去，都要带着。当时，那件珍贵的乾隆田黄三链章也被溥仪深藏着，生怕被苏联人要了去。

溥仪更是胆小如鼠，疑神疑鬼，生怕一被发现，就将被认为是欺骗苏联，也就绝了留苏的活路。因此他日夜悬心，坐卧不宁，索性决定毁宝，两只钻石扣子溶进每月发的肥皂中，直到回国前，不敢带回，又掷进厨房的灶火中，那副金镯也沉于江中送给“龙王爷”去戴了。

通过精选剩下来的那一批珍宝就变相地成了战利品，开列清单献给苏联。当时毓嵣要把手上戴的卡马牌表换一块带日历表，溥仪胆小，说是已开了清单，没有换成。

1949年19月，溥仪由报纸上得知新中国成立了。他怕死，又对苏联人别尔面阔夫说，愿意留在苏联。别尔面阔夫回答：“现在是毛泽东的中国，恐怕你没有可能留在苏联了。”1949年底，首批战俘又集中在四十五特别收容所，大家也预感回国之事指日可待了，但每人心中又都有些惶恐。

1950年7月底，果然苏联当局宣布送薄仪回国。火车经过一天一宿的奔驰，7月31日抵达了中国的边境。七十多名伪满战俘在绥芬河的对面伏罗希洛夫城，由苏联人移交给了中国政府代表。一个多小时之后，他们在边界上登上了中国的列车，近五年的战俘生活，就此结束。

1950年回国后，这些人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从伪满洲国倒台到苏联再到回国，有一件珍品始终不离溥仪，随身不离，它就是乾隆田黄三联玺。这件珍贵文物能毫发未损，也看出了溥仪对其所爱程度。溥仪被遣送回中国时，当时正值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时期，社会各界纷纷捐款买飞机大炮，溥仪经过几番考虑，最终将乾隆田黄三链章献给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