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 精彩片段：
共产党人必答卷——再版序言
孙武臣
一
现在读张平的《抉择》（原载《啄木鸟》1997年第2、3、4期）如同过去读他的《天网》、《孤儿泪》一样，那感觉似乎只有“振聋发聩”一词来形容才是准确的。从始至终，我们的心潮都被作品的思想冲击力激荡着，震撼着。
读张平，这感觉大约是不会错的。我猛然想起老作家孙犁《论风格》一文中的一席话：“风格的土壤是生活，作家的前进的思想是它吸取的雨露。如果作家的生活和思想都是充实的、战斗的、积极为人生的，那他的作品就像是生长在深山大泽的树木一样，风格必然是奇伟的。否则，即使作家精心修饰，他的作品也不过是像在暖室里陈设的盆景一样。在暴风雨里长大的才能是海燕，在房檐上长大的只是家雀。它们的声音是完全不同的。”这段话写得好，因此，不会忘。我的体会：第一，多年来这么讲“风格”的不多了。强调作家个人教养熏陶、性格特征、艺术师承、爱好趣味，掌握艺术语言和艺术技巧习惯等都是必要的，但脱离开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思想感情、生活经验。取材范围等一些重要方面去谈“风格”，我以为总有些失重，因为风格的要领在于作家的人格和心灵，而人格的流露和心灵的投影是技巧或手法断然造作不出来的，所以，风格的核心实质，第一位的还是与作品的思想内容分不开的，也就是孙犁谈到的庄稼离不开“土壤”、“雨露”。第二，我们固然要反对“题材决定论”，但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题材无差别论”。题材当然来自生活，而且可以说“处处有生活”，然而，生活与生活却大不同，有的辉煌壮丽，有的靡琐灰色，有的深邃，有的表层。这就是孙犁谈到的“深山大泽的树木”与“暖室陈设的盆景”之区别；就是“海燕”与“家雀”之区别。这里我们无意贬低“盆景”与“家雀”，因为文艺要多样化才能构成千姿百态。姹紫嫣红的全局意义上的繁荣。所以，“盆景”的精美与“家雀”的灵动也是人们审美需要的，我们不仅要它们存在，而且还要扶植他们，但他们毕竟不能取代“深山大泽的树木”和“大海上翱翔的海燕”，因为后者更能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精神，更能代表我们奋发的民族形象，更能揭示我们巨变社会的本质真实。总之，更能表现我们国家腾飞的主旋律。成功地反映重大事件的作品，其教育与认识意义，甚或是审美功能比成功地描写轻小事物的作品，要大得多也深刻得多，这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它不随人们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因为社会向前发展的总是由旧世界的变革和新世界的创造这一伟大过程而实现的。这一过程中，现实世界永远是在新事物的生长和旧事物的灭亡的交替消长中发展的，也只有在这发展过程中才能见出何者有前途，何者无出路，何者向光明，何者面黑暗，何者趋于发扬，何者转于衰亡。那么，我们的作家就应该由此去区别和权衡题材的轻重，并且选择这变革与创造的过程中占重要地位的事物为文学的题材。同样，我这里也无意宣扬“唯重大题材论”，因为作家的生活情感经历和生命体验经历以及教养熏陶、审美取向的不同，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选择并驾驭得了重大题材。然而，文学反映现实终究不是被动的，当文学创作愈发走向“私人化”和“纤小”与“孱弱”，愈发缺乏社会内蕴的“宏大”、“深邃”与“阳刚”的今天，我们倡导并呼唤“主旋律”的突出与雄壮，怕并非多余。其实，我国古代文论中早已有过“千古相传”与“当日即朽”之说。如果我们不能给后代留存下反映我们当今伟大变革时代的千古留传的作品，岂不辱没了时代所赋予我们的使命与责任？岂不愧对了这段辉煌历史的创造者？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张平是极富个性的作家，他总是真正地深入到改革生活的最深处去，深入到生活的本质中去，从中获得激情和灵感，获得素材和养料，在他的主体意识中，他是以“大我”作为支点。因此，他总是将选取最富有社会意义的题材、最尖锐最本质的现实社会重大矛盾冲突作为创作个性一个重要特征和一项重要内容。无论是《天网》、《孤儿泪》，还是这部《抉择》，都是当今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都是事关祖国命运与前途的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他从不留连于个人生活小圈子，因此，他也从不会感到题材的匾乏。他的选材标准，总是以文学的社会价值来决定的，总是以这一题材能否表现与揭示社会本质真实来决定的，总是以这一题材能否唤起人们的同感来决定的。比如，《抉择》选取了现实生活的腐败与反腐败激烈斗争的题材，重大，尖锐；选取了现实生活中大中型企业艰难的题材，重大，尖锐。不仅如此，它最终还将前后二者联接，前者是造成后者的缘由作为全书的题材，就更加重大，尖锐！张平的作品每每由于重大，尖锐而免不了引起争议，然而，同时，它真实，准确，以独具的振聋发聩的思想冲击力，又每每总能引起社会强烈的共鸣，为广大读者由衷地认同与关爱。在我所能读过的张平的作品中，我以为，他从不以一种偶然现象当作他写作的题材，他深知那些偶然现象在社会发展的轨道上，只是无足轻重的附生物，并不包含有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
这就是张平对于题材选择的尺度，而这种选择完全出于他的作为一个作家的神圣责任感与社会意义的文学价值观。
当然，问题仅论及到此，仍然是片面的，因为再重大的题材，如果不能创造出它的生命来，也会变得一文不值。一方面，文学是社会生活的经过创造过程的反映；另一方面，社会要受以文学的创造性的影响而被塑造，也就是说，社会向文学提供素材，而文学向社会提供规范。把素材转化为规范是作家的创造性活动。其中包括有：题材的一切内容上的意义。如果没有成为作家本人的主观要求的东西，如果没有经过作家本人的情感的浸泡与血肉的培养，那就决不能结成艺术创造的果实。比如《抉择》中所反映的腐败与反腐败的尖锐斗争和腐败所造成的大型企业濒临破产的两大现实问题，不仅走进了张平的感受世界，而且经过他的思考和理解，使历史真理与人民意愿变成作家他自己的血肉要求，于是作品里所反映的现实问题才能爆发出巨大的思想冲击力，才能散发出艺术的热力与光芒。张平做到了鲁迅所要求的那样：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这也就是说，作品的成功，从题材角度说，关键在于作者如何处理题材，即首先是正确地深刻地研究题材、认识题材。而张平之所以在这方面能够做到正确与深刻，是因为他在处理题材时笃信一个检验是非的标准：“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就是老百姓心中的那杆秤。
张平对《抉择》题材开掘的深度，构成作品的思想内蕴的基础，也构成了作品的形象创造的基础。这是我们下面着重论及的。
二
《抉择》的成功，关键在于人物塑造的成功，特别是中心人物——市长李高成性格的塑造成功。因为文学再现生活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只有成功地描写了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才能广阔地展示生活的图画，才能深刻地揭示社会生活的真实本质。小说中的人物总是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人物和作家主观想象的结合；即使是按真人真事描绘的人物，‘而不是综合拼凑而塑造的人物，我以为最要紧的是对人物真正的熟悉，要熟悉到像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甚至简直就是作家自己一样。否则，张平怎么能对李高成具有那样特殊的敏感——他能窥见到李高成这个人物的灵魂深处，他的理想、信念，他的内心、情绪、苦乐、欲望，他的梦！总之，只有忠实于自己灵魂的作家，才能赋予他笔下人物以灵魂。李高成这一全书的中心人物所具有的高度典型意义，正是作家张平深刻的思想功力的体现。
共产党人的官做得如何，事关党的执政水平——共产党的形象，无产阶级的形象。李高成是个共产党的清官，他面对自己几十年的干部生涯，从来都问心无愧。作者只是顺便交代了一下李高成的阅历和他的政绩。作为长篇，或许还缺乏更有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细节与情节，但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工作永远争一流，心中总有老百姓，为老百姓干实事，拒腐蚀永不沾的共产党人形象，还是十分感人的，并且具有很高的典型性。
李高成从基层走来。他是新中国第一批纺织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分配到大型纺织企业，干了近10年的技术员，又任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总工程师和副厂长等职8年，接着又到大型厂中阳纺织厂任厂党委书记兼生产厂长职务，成为当时省里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他在厂时，中纺曾经辉煌了很长一段时间，干部团结、队伍整齐、患难与共、心心相印。李高成带头廉洁自律，在全省大中型企业中率先制定了领导成员上下班不坐车的规定。他每天骑自行车往返40里路，上下班风雨无误。中午同工人一块吃食堂，晚上下班回到家总要超过10点。厂里的工人，包括其它工厂的工人们，对此无不受感动。后来他当了副市长、市长，在这将近10年的时间里，李高成为这个省会城市几乎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从来都没有退缩过，更没有被吓倒过。在分管工业的那几年里，他大刀阔斧，旗帜鲜明地引进外资，深化改革，使20多个犹豫不决、裹足不前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轻装上阵、大胆开拓，从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剧烈的震撼和强烈反响。在李高成手里有过许多令人难忘的大举措、大建设：市内二环和三环路的兴建；市中心大街的拓宽；六座市内立交桥的动工；50公里过境高速公路的建设——他的组织才华与指挥魄力以及他无私无畏、坦荡胸怀是有口皆碑的，他在老百姓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因此，当他病倒时，才能有几千人聚集在医院的大门口守望。我们的人民从来不会忘记为他们做过好事的人！
这一切穿插在书中的交代与叙写，对李高成这一中心人物来说，并非他的故事重心，然而却是他出现在反腐败斗争的背景，是他在这场斗争中做出最后抉择的出发点，也是他性格发展的依据。因此，虽非重心，但对塑造李高成这一形象的完整性来说，却又是断然不可少的，因为没有这一切铺垫，李高成的最后抉择以及反腐败斗争的胜利都缺乏了说服力。
李高成在反腐败这一场从未经历过的重大斗争中，他要战胜的是他自己的妻子吴爱珍、妻子的后台，也就是提拔自己为市长的省委常务副书记的严阵和中纺的领导班子的集体腐败。与此同时，他还要在自己心灵中爆发一场革命，最终也是最关键的是他做出抉择，战胜自我。虽然，在李高成的身上，寄托著作家的感情与观念，愿望和理想，然而，作家在塑造这一人物时，并没有从理念出发，而是一切从生活实际出发，按生活逻辑本质真实地揭示了李高成思想性格中的矛盾。作品真实地描写了李高成对妻子对孩子对家庭的温馨的情感；描写了他对严阵的言听计从，他总以为是严阵提拔了他，他不能恩将仇报；描写了他对杨成的揣测与戒备；描写了他对如果失去自己的威信、地位、自尊后的空虚感；描写了他对自己去留问题的思虑，甚至也描写了他官愈当愈大，每天耗费在形式主义的各种会务的时间也愈长，从而距离人民也愈远，其结果是自己的敏锐性与警惕性薄弱了，以致当他终于明白了严阵原来是要将中纺作为榨取对象，才将他提升到市里这个阴谋的时候，当他终于明白了妻子等人借他之名，干了那么多贪脏枉法的勾当的时候，他惊骇了！特别是妻子收下30万元红利钱，是他们预谋好的，让他李高成停止调查中纺行动的交易钱。围绕着这笔巨款，作者重点描写了李高成的内心矛盾冲突，他的灵魂经受住了十天的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