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魔_译本序 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

译本序 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

彭甄

《群魔》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品之一，最初发表于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的《俄国导报》。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家一改以往的“人性与道德伦理”的主题，直接将“人性”与“社会”或“社会运动”联系起来，进而对俄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作出独特的评判。因此，《群魔》这部小说因其带有强烈的论战色彩而被称为“政治小说”。

一八四九年四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其他成员一起被捕。作为主要案犯之一，作家因其散发传单和在集会上朗读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反对宗教、政府等罪名被判处死刑，后又改判为苦役和流放。近十年的流放生活，使得作家的身心遭受到严重摧残，在精神和肉体上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在流放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发生了深刻变化。“我被控企图（仅限于此）反对政府；我罪有应得，长期沉重而痛苦的经验使我清醒并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思想。可是我当时是盲从的，相信了理论和空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作家重新审视和肯定了基督的理想。他在一八五四年的一封信中指出：基督是最完美的形象，如果真理与基督不能统一，他将选择基督而不惜抛弃真理。从宗教理想和东正教观念出发，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农奴制改革以后迅猛发展的俄国资本主义，表现出深切的憎恶和恐惧。作家坚持认为，日益兴起的解放运动并不能使俄国摆脱资本主义奴役。因为，解放运动是非俄国所固有的、从西欧人为地搬来的东西，无神论和社会主义旨在“仅仅根据科学和理性的原则”来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理想社会”。这一主张同笃信宗教、天性温顺的俄罗斯民族是格格不入的。有鉴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历史观：俄罗斯民族应该选择一条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如果贵族阶层能够接受民众的道德标准和宗教观念，这两个对立的社会力量便能和睦相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便能迎刃而解，从而使俄国社会通过改造获得新生。

一八六九年莫斯科发生了“涅恰耶夫案件”。从一八七〇年年初开始，俄国及国外报刊大量刊载有关这一案件的详细经过。涅恰耶夫案遂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长篇小说《群魔》的契机。

涅恰耶夫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曾积极参加一八六九年春季的学潮，后逃往国外，结识了巴枯宁，并逐步掌握了无政府主义的阴谋策略。一八六九年九月，涅恰耶夫随身携带由巴枯宁签署的“世界革命同盟俄国分部”的委托书回到莫斯科，计划建立反政府的秘密组织。在莫斯科，涅恰耶夫秘密建立了几个“五人小组”，并由它们组成“人民惩治会”。“五人小组”成员主要来自莫斯科彼得农学院。时隔不久，“人民惩治会”成员伊万诺夫拒绝服从涅恰耶夫，同时提出脱离这个秘密团体。一八六九年十一月，涅恰耶夫采取恶意诽谤、欺骗和恐吓等卑劣手段，胁迫“人民惩治会”成员在莫斯科近郊暗杀了伊万诺夫，其理由是后者可能向当局告密以出卖组织。警方发现了伊万诺夫的尸体，通过刑事侦察，搜捕了大部分秘密组织的成员，而涅恰耶夫则逃往国外。至此，“人民惩治会”彻底解体。

当时旅居德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涅恰耶夫案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此为素材，构思完成了著名的长篇小说《群魔》。《群魔》的构思与创作反映了作家基于世界观的必然选择，同时也体现其对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价值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脱离人民，不理解人民需要，与人民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语言；他们鼓吹唯物主义只是强调物质利益，摈弃了人的个性和道德。作家竭力否定“社会主义者”的无神论和暴力革命，认为这类观念和行为摈弃基督，企图“以剑和血来达到联合”，迫使人类相互残杀，趋于毁灭。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反对社会革命的同时，却热烈追求一个和谐美好的理想社会。作家认为，整个西欧社会到处弥漫着敌对情绪，已经不可能组成一个和谐整体。与之相比，俄罗斯民族还保持着善良的“本源”，所以在俄国存在建立理想社会的可能。这一“本源”，即笃信基督，崇尚爱与宽恕的宗教感情和顺从谦卑的精神。作家甚至认为，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民族是“人类美的理想”，基督精神必须依靠俄罗斯民族发扬光大，“世界将通过俄罗斯思想获得伟大的复苏”。

正是基于上述的社会历史观和基督教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揭示了第一个主题：反虚无主义。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家以涅恰耶夫为原型，塑造了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这一形象，通过其领导秘密组织进行恐吓、讹诈、纵火、暗杀等恐怖活动及其本人道德沦丧、野心勃勃、挑拨离间、恬不知耻等个人品质，作家对社会解放运动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和批判，主张俄国必须摆脱革命思想的影响，从基督教中寻找出路。必须指出，《群魔》一方面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的局限，显示出其反历史的特质；另一方面，它通过对“俄罗斯思想”的溯源，对自由主义的空想、上流社会和行政当局的腐败无能的批判，对俄国革命运动负面的揭露以及对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六七十年代革命运动与四十年代的关系、社会主义与无神论之间的关系、革命暴力的道德论等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家现实主义创作的力度。

《群魔》的英译者戴维·马加沙克认为：“如果认真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观点，那未免是荒唐的；但若由此忽略他那些才思横溢的篇章，忽略他令人惊叹的对人的洞察力，以及他对人的性格中那些对于人的思想行为有深刻影响的方面所作的毁灭性批判，那同样是荒唐的。”作为“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与在他的其他力作中所表现的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对人性——人的灵魂及其外在表现进行严厉的审判。与其他小说中所揭示的“人性与道德伦理”关系不同的是，作家在《群魔》中更加突出了“人性与社会或社会发展”的必然联系，以及前者对后者毁灭性影响。作家同样基于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观和基督教信仰展开了《群魔》的第二个主题：反社会、反人性和反宗教的个性对社会的挑战及其毁灭。须指出，作为思想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通过显示这部长篇小说深刻的哲理内涵，表现出他在“人的灵魂”探索和“社会理想”的探求等方面所进行的不懈努力。

长篇小说《群魔》的第二个主题直接来自于作家对主人公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斯塔夫罗金及其他主要人物的精神成长的追溯和思想构成的剖析，作家通过系列“对话”场面，逐步建构一部多声部的叙事篇章。

《群魔》的创作以及主人公形象的选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八七〇年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写过的书中，唯独这一部特别令我感到棘手……可是后来我却被真正的热情攫住了，突然喜欢上了这部作品……今年夏天又发生了一次转折：出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新人物，大有要当真正主角之势；原先的主角（一个极其有趣的角色，但还称不上是主角）反倒退到背景里去了。在这位新主角的鼓舞下，我已经动笔把全书从头到尾重写了一遍……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只是在表面上重要，这篇小说真正写的并不是他；不过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跟全书主要情节关系太密切，所以我不得不拿他作全书的主线。”至此，作家重新确立主人公，肯定了斯塔夫罗金的主导地位，借以揭示其独特的人格精神的成长过程及其反社会、反人性、反宗教的实质，以及这一人格精神之于社会或社会运动的毁灭性，展现主人公基于自我意志选择的必然毁灭的逻辑。与此同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形象则是作为斯塔夫罗金性格渊源的诠释出现的，而沙托夫、基里洛夫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则作为特定时期斯塔夫罗金的思想轨迹，发挥了主人公人格精神的“补白”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以斯塔夫罗金为轴心的，由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沙托夫、基里洛夫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一系列形象组成的形象群则是《群魔》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形象。

表面看来，斯塔夫罗金是一个最为阴险、最为神秘的人物。他内心空虚、矛盾，没有任何道德原则，同时他脱离民众和民族精神，蔑视人类和社会，冷酷而富于理性。他在内在精神上充斥着两种互相对立的理念，却不认同任何一种。“我依然像素来那样：可以希望做好事，并由此感到高兴；与此同时，我也可以希望做坏事，也照样感到高兴。但是这两种感情像过去一样永远浅薄得很，从来不十分强烈。我的愿望太不足道了，它不足以支配我的行动。”蔑视和摈弃情感——本能的价值取向，必然将主人公推向“意志崇拜”或“意志迷信”，由此，斯塔夫罗金踏上了伴随着灵魂受煎的“苦难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主人公面临的是对整个主流社会的挑战——“加甘诺夫事件”和“省长事件”，而这些挑战中则又包括些许妥协。而使得主人公精神逐步走向崩溃的与其说是对整个社会的反击，毋宁说是他自身面对社会舆论压迫的妥协。在这一历程中，回溯并展现了主人公与玛丽亚·季莫费耶夫娜、丽莎、达莎和玛丽亚·伊格纳季耶芙娜荒诞的感情纠葛和不可理喻的婚恋关系。同样，也是在这一历程中，主人公在人格精神层面与沙托夫、基里洛夫、彼得·斯捷潘洛维奇乃至列比亚德金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表明了主人公对“旧的自我”的决裂以及对“往日理想”的背叛。而这一“旧的自我”同样也包含着分裂的过程。

须指出，作家在整部小说结束之前除了叙述或转述斯塔夫罗金所发生的各类事件以外，极少言及主人公内在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以及他种种不可理喻的行为的动机，因而给这一人物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直至小说结尾，通过他给达里娅的那封长信，作家才对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崩溃和肉体的毁灭给予了诠释。

斯塔夫罗金一方面申明，假如能够像数学般精确地向他证明，真理把耶稣排除在外，那么他宁肯相信耶稣，也不愿相信真理；而另一方面他却断言，从审美的观点看，他不知道一桩禽兽般的淫乱行径跟任何一种丰功伟绩，甚至是为人类献身的行动，有什么区别。英国评论家M.默里认为斯塔夫罗金的全部秘密在于“自己的心中有通情达理的本能，都要因为它是本能而蔑视它，把它看做是妨碍他发挥自觉意志的东西；要把所有的本能，所有的冲动，所有的情感，所有的爱心，所有的一切都牺牲给意志；要以自觉意志主宰一切，因为不自觉屈服则等于宣布自己是可憎可厌的生活的奴隶；要让自己的意志做一切事物的绝对主人”。然而，当主人公最终发现这种“无限的力量的试验”仅仅是“为了自己并且为了自我炫耀”，并且直至最后也未发现这种运用力量的目的何在时，他的精神支柱也就崩溃了。而随着他的意志大厦的坍塌，他的生命也即走到了尽头。“对于一切都可以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可从我心中流出的只有否定，谈不到任何舍己为人，也谈不到任何力量，甚至连否定也流不出来。一切永远是浅薄和萎靡不振的……我知道我应该自杀，把自己像个等而下之的虫豸那样从地球上消灭掉。”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斯塔夫罗金视作一个时代的完全体现，认为他超乎常人，因为他拥有人类的全部勇气，然而他却走火入魔，生活或生命只能在无聊的毁灭中走向结束，但他又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说斯塔夫罗金是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旗帜或精神导师，那么，沙托夫、基里洛夫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则是三个价值追求迥异，甚至是对立的三个旗手和仆从。他们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斯塔夫罗金的思想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