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1934—1936) 精彩片段：
开篇 我们为什么要重新想象红军？
周年是中国人对于某种事物追根溯源的开始。回忆传统几乎同样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既使某人死于三千年前也不必担心他被忘记。这种对于历史的温习正在成为运动。西方人常惊讶于中国人集体回忆的姿态。当然，2006年是长征七十年。一支部队经过25000里的艰苦行军，到达延安。而这是缔造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开始。国家正在发动人民记忆这一重要往事。
尽管这场长征更多的属于党，但这个奇迹其实早就开始被纪念了，只是时间座标发生了变化。纪念的队伍里出现新的声音，如同仍然活着参加那次长征的长寿的士兵们，喜欢穿着当年的军装，现在的年青人，他们的后代，被电视与流行风格混搭而成的一代，他们对于那场长征的认识，有着与他们一样的好奇。但却有着不一样的方式。
在领袖发表国家级的演讲来重新要人民记忆的时候，年青人是用好奇与神秘的思维来想象那段故事的。他们臆想中的长征，显然是用自己喜欢的自我折磨以及正在流行的小资方式，徒步行走来比对、定义。这条路显然挺长。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女孩子，她是个徒步爱好者，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自己沿着红军路线行走的全过程。她一路上感受到的只是这段路途竟然有一半是人类的秘境，从未被污染，景色美得惊人。她认为，自己的爷爷，他曾是红军，比她要浪漫。她不再认为，那段历史像爷爷所说的艰难困苦，吃青稞算什么，那种味道美极了。新的一代，当然，我们还曾在八十年代，被崔健的小号与红绷带迷惑。他嘶声呐喊着《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以及粗嗓音的《南泥湾》。革命被音乐给弄得更加浪漫。既使八十年代后的一代人认识的长征。但崔健们显然落后了。民间自发的对于那支军队的兴趣与爱好，正在成为一个潮流。在许多的网页上，以及更多的幼小的孩子们的留言以及思考中，长征正在被形式化。红军也成为某种先锋名词的代表。一个八零后试图将自 己的乐队命名为红军，遭到官方的反对。因为他认为这个名字太酷了。有个作服装设计的女孩，则放大了一张当年的红军战士穿着短裤的服装，那种服装类似今天的七分裤。这张照片放在她的店里，与奢侈品们放在一起 ，酷得要死。
更酷的是，有一个人花更多的时间，去拍了将近一千多名，当年流散在各地的红军战士画像，结集出版。并把这当成一种纪录历史的方式。在北京的798工厂，先锋、爱波普的艺术家们，更是长征以及红军的爱好者，他们放一支当年的大刀，在自己的画展上。有个艺术家甚至在专门卖真假古董而闻名的潘家园市场找到了一批古老的描写这支红军的古老版本，合成了一张《潘家园的长征》。
红军在七十年后的今天，在官方与民间，在时尚与传统、在亲历者与想象者们中间，成为了一个有趣的纪念版式。他们各自写着对一支遥远军队的定义，甚至互相印证。
七十岁，六十岁，五十岁；六十岁，四十岁，三十岁，二十岁，十岁。这样一个年令的纵深与横切面。如同今天的中国一样，传统与现代共存，丰富杂乱，单纯而且充满朝气与活力。这其实是一个神秘的命题。如此不同的人群为什么会如此地怀念一个逝去的时代。他们如何找到集体共存的密码或者找到方法？
一九三零年代的中国与二零零六年间的中国，最大的相同点很快出现了。
许多西方来的目光敏锐的智者们，以记者的好奇审视着中国。他们从一开始就对中国的一切产生兴趣。他们的西方身份，并不妨碍他们提前出现的由于科技与智识带来的变化：全球化这一背景。
中国早在可以用波音飞机来到达的时候，时间与空间一下子缩小了。中国的历史很快被这部分人目击，甚至描述。纽约与北京，华盛顿与南京，纽约与延安、伦敦与上海，打开三十年代享利先生的《时代》杂志以及更多的书刊，我们可以发现，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是如此眼花缭乱，如此丰富。甚至在今天看去，只不过是中国作为全球化背景记述中的一环，一个部落。而这个部落的历史，因为西方的观点以及立场而变得张力十足。甚至你找不到这个曲线的根本变化。历史仍然在延续，如果有一部分历史是另外一部分历史的开头的时候，你发现，真正描述这一段历史的仍然是西方人，这些提前感受到全球化背景与拥有对世界好奇的心智的冒险家，找到了对于中国的认识方法，甚至帮助中国认识世界，以及自身的历史。
在今天，如果接近某部分历史，最好的资料与观点往往由外国人提供，这甚至已成为中国的传统。事实上 ，中国的革命包括领袖的传记正在由外国人重新撰写。以至于我们相信他们所说的更加真实，不是吗？中国几位伟大人物的传记基本上传统性的由外国人来讲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等。中国的避讳传统并不习惯于记述当代。历史均由后人盖棺。现在轮到了外国人。中国真正的历史一般有两个版本，一部由官方审定，一部由外国人记录。两本书适合结合阅读。这种传统某些时候，反而使历史充满真正的完整性。三十年代，那场巨大的青春赤色革命，如果被真正发现与重新纪录，那么真正的纪录者其实是斯诺。
美国人埃德加·斯诺辗转来到延安——在当时比去西藏更艰难，在这里，他似乎发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地方，“没有抽鸦片、卖淫，贪污腐化，溺婴或虐待儿童，也没有失业者和乞丐，这些现象都是西方人认为在中国比比皆是的罪恶，甚至看不到紧张的战场，到处是自由和谐，平等民主，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生活。斯诺的‘发现’，在西方引起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震动。西方人像读乌托邦小说一样读他的《红星照耀中国》。感动人的不仅是那个未知的地域的‘奇迹’，还有创造奇迹的人。斯诺笔下的毛泽东，令人想起白晋笔下的康熙（白晋是法国传教士、康熙的老师，曾著《康熙帝传》），完美无缺，既是一个学者、哲学家，又是一个政治军事领袖。”
埃德加·斯诺的旅行，是随后一系列西方人到红色中国“朝圣”的开端。这些“朝圣者”从记者、作家到军人、政客，在1936-1945年间访问中国红色革命区。在他们的笔下，位于陕北的革命区几乎具有共同的特征，就像是一个政治乌托邦，犹如霍尔多·汉森（上世纪30年代美联社驻中国记者）所说的，“一个柏拉图理想国的复制品”。但真正描述红军那段长征史，则成为这个奇迹的某个重要组成部分。
“优秀的西方学者笔下的中国历史引人入胜，是因为他们将中国放在一个变化的全球图景中来看待。”而长征作为一个新式传奇显然充满着让西方人无法理解的传奇及神秘之处。这些故事从一开始就代表了西方对于中国最深的怀疑与好奇？
那个时代的传说中的让西方恐怖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